得知杨宪益先生病重住院后，我心中曾闪过不祥的预感，没多久传来他不治仙逝的消息，虽然有点心理准备，但又一位前辈长者永远地离去，还是令人伤感不已。以往与杨宪益交往中他所呈现的不同形象，变化着在我的脑际翻腾。
杨宪益说自己“糊涂”，有“打油诗”为证。他在《祝酒辞》一诗的后两句中写道：“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糊涂。”在另一首诗中，他还形容自己：“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由此可见，他乐意说自己糊涂，也不介意被人误视为糊涂。而且他为人处事，有时确有貌似“糊涂”之状，例如长年爱酒、有时难辨似醉非醉；不与人争执过节，遇事爱息事宁人；吃了亏不去计较，受了委屈还自寻其乐，等等。那些诗，自然是杨宪益谦逊的自嘲；那些所谓的“糊涂状”，则是思想上非常想得开的一种表象。其实杨宪益的内心深处，却是十分明白事理，一点都不糊涂，以下三点足以佐证：
强烈的爱国热忱。杨宪益在英国留学时，正值日本侵华战争不断升级。身在异国他乡的杨宪益，就积极参加出海报、演话剧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活动。1940年毕业时，他已经与英籍女同学戴乃迭订婚，而且收到美国哈佛大学聘他去做研究工作的邀请，他本可以留在英国或去美国，但他却说服了乃迭，毅然做出了回国参加抗日救亡的选择。后来在贵阳、重庆、南京，他日子都过得很艰难，他没有动摇过；抗日胜利后，有人请他去印度或香港的大学任教，他不为所动；解放前夕，国民党高官杭立武一再动员他去台湾，他更是坚定拒绝；“文革”被整出狱后，凭乃迭还是英国国籍，他们一家完全有条件出国定居，但他依然没走，还在198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切都表明，杨宪益怀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热爱和眷恋抚育他的祖国大地，并为她奉献出自己的一生。
献身翻译的痴情。杨宪益曾说，他投身翻译是“不得已”之举。当年从英国回到重庆，一不会做官，二不会做生意，是梁实秋拉他进编译馆，这才阴差阳错地搞了一辈子翻译。一开始也许确有偶然机遇这个因素，但自从他挑起了翻译这个担子，就全身心地投入，并把自己的人生，与翻译事业紧密地连结在一起。杨宪益精通英文、希腊文、拉丁文等多种外文，对中国古典文化也有很高造诣，还喜欢写古体诗，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有好多次他都有机会去大学任教或去外文所从事研究工作，但他都没去。这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对翻译事业的痴情。他搞翻译，不图名，不图利，而且特别认真。在那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年代，翻译什么作品必须适应当时的政治气候，他和乃迭常为自己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焦急。为此他常与管他的人争论。他坦言：“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更难得的是，他们夫妇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除后来的《红楼梦》以外，从未得到报酬，也不享有翻译版权，对此，他从未计较。大跃进时期领导要他翻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他俩奉命花了十天赶译出来，自己觉得质量不理想，以至一直感到遗憾不安。凡此种种，杨宪益献身翻译的痴情难道表现得还不明白吗！
坚守原则不含糊。杨宪益号称“酒仙”，仿佛有酒不问天下事，其实不然。他朋友多，消息灵通，世界大事、社会动向，他都了解，而且有自己的判断和原则。1960年在政治学习小组会上，他表示赞同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红色高棉极左路线的斗争，不料竟被扣上资产阶级思想方法的帽子，招来了连篇累牍的大批判，连邻居家的保姆也被动员来批判他。面对如此压力，他表面上不得不“感谢同志们的帮助”，但“在我内心深处，……我仍然坚持我原先的想法。”（引自《漏船载酒忆当年》）还有一次，有人找到他问道：“你很喜欢‘狡兔三窟’这句成语吧？”杨宪益还以为指他解放前曾在几处兼职的事。而那人却说：“这话还有别的含义，‘三窟’可能是指国民党、外国帝国主义和共产党。你是不是同时在为三方面工作呢？”接着就命令他坦白交代。对此，杨宪益既震惊，又愤怒，他在“交代材料”上只写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两行字，就把“交代材料”退了回去。类似这种坚守原则的事还有许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我以前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羞耻或遗憾。假如我还能重新活一遍，我还会像以前那样生活。”杨宪益对原则的坚定，由此可见一斑。
杨宪益带着酒香走了，但却留给了人们永远做个明白人的信念和操守。（画像作者：罗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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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宪益夫妇合作翻译的《红楼梦》 | 杨宪益著《译余偶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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