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院士自1982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就集中主要精力于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探索和发展事业，特别是在创建系统学的学术实践中，他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这些后辈学子。他从1986年1月6日倡导系统学讨论班以来，每次讨论，他都与大家平等商讨，在会议报告结束时，他都作一番讲话。这些讲话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结晶。”“探索和发展系统科学、创建系统学，都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他认为：“我们中国科学家从系统工程、系统科学出发，进而开创的大成智慧工程和大成智慧学在21世纪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
钱学森还就创建系统学过程，特别是他提出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深刻地阐明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思想和途径。钱学森认为，应当把这种理论和方法当作一种不断发展的辩证过程来看待和处置。一方面，应当看到这种理论和方法符合唯物辩证法，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它们绝对化、凝固化。因为“过一段时间，客观情况变了，巨系统成员本身也会有其变化，具体的计算参量及其相互关系都会有变化。因此，对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只能作短期的预测计算，过了一段时期，要根据新的客观观察，对方法作新的调整。”他还指出：“我们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是建筑在《实践论》的基础上的，现在要说，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工作过程是以《矛盾论》为指导思想的。”因为“在建立数学模型的曲折过程中，要发现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要千万记住：矛盾是在发展，会转化的。”“我们中心的观点是事物的矛盾及矛盾的不断发展变化。”“因此，要完善提高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技术，就要引用《矛盾论》。”
中国人独创的理论和方法
在世界范围内，在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的研究领域中，有以I・普里高津、H・哈肯为代表的欧洲派，有美国的圣菲研究所，还有就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中国学派。中国学派不仅是世界上鼎足而三的重要一支，而且还有它特别突出的地方，这就是中国人的独创。
在创建系统学的过程中，钱学森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这在世界上是独创的理论和方法。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的独特贡献是：1、人类智慧的新成果。这一理论贯通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它抓住了前沿综合的认识难点，引导人们去研究人体系统、人脑系统、社会系统和地理系统等的复杂的运行机制和深层的内在规律。2、物质世界统一性的新揭示。这一理论不仅通过五“观”（胀观、宇观、宏观、微观、渺观）理论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新的统一性，而且还从四“统”（前述的四种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方面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新的统一性。同时，这一理论更从规律的网络性、共同性、决定性方面揭示了客观物质世界的深层的、复杂的内在统一性。3、方法论上的新桥梁。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在方法论上的主要贡献：一是起了中介的作用。因为这一方法，在唯物辩证法与具体科学的方法之间，构筑了一般的、综合交叉的科学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方法论体系的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二是找到了实现认识圆圈的认识方法。三是给出了实现认识辩证法的一种运行机制和组织形式。4、认识论上的新综合。这种理论和方法坚持了认识辩证法的思想，展现了哲学从中发展的知识领域，体现了知识体系的辩证法。
正是在研究如何认识和处置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综合吸收国内外的实践经验和认识成果的基础上，钱学森于1989年正式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他指出：“正确的方法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要把各方面专家的意见集腋成裘，最后要用几百个参数的复杂系统上大型电子计算机算，才能得出全面的、正确的答案，做到科学决策。”这一方法“以整体论为基础，把感性的认识（一般用形象思维方法得到）经过分析定量的研究（一般用抽象思维即逻辑方法），最后综合成为理性的认识。我们把这一方法论称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认为这是像人体、社会、人脑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正确方法。”
运用和发展辩证思维
钱学森在创建系统学的过程中，不仅运用了辩证思维，而且发展了辩证思维。钱学森认为：“辩证思维是什么？它是人们从事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思维过程。”“辩证思维是高层次的，是思维科学中的一大难题。”
钱学森构筑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就是运用辩证思维的体现。他构筑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有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他提出六大部门、七大部门，后来发展到八大部门、九大部门，80年代末提出了十大部门,90年代初提出了十一大部门。这个发展过程本身就体现了钱学森在构筑现代科学技术过程中思维的辩证性。不仅如此，他还自觉地运用辩证思维于他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后来的发展。他认为：“这个科学技术体系是个开放的系统，不断演化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内容会发展变化，会有新的大部门出现。所以构筑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是长期任务。”钱学森正是运用辩证思维来构筑和处置他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
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与从定性到定量研讨厅体系、总体设计部方法，都是钱学森自觉地运用和发展辩证思维的体现。他指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实质上体现了辩证思维，是用知识工程及信息技术来完成陈云同志提出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他还认为：“定性就是点点滴滴、不全面的感性认识；定量就是全面的、深化了的理性认识。这一转变是一个飞跃，所以是辩证思维。”对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钱学森认为：“这个厅是21世纪的民主集中制的工作厅，是辩证思维的体现！”因为这种研讨厅体系，是按分布网络和层次结构来建设的动态机制，是一种具有纵深层次、横向分布、交互作用的矩阵式的研讨厅体系。这种系统通过人―机交互，反复对比，逐次逼近，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由定性到定量的转化，通过定量认识达到新的更高层次的定性认识，从而对经验性的假说的正确与否作出明确的结论。关于总体设计部的工作过程怎样体现了辩证思维，钱学森指出：“我们对系统总体设计都源于导弹总体设计部的实践，而那时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元帅，他们都强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过程中的斗争经验，包括大规模集团军的战斗经验，如周总理就提出‘三高’（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所以我们的总体设计部是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总体设计部。它实施党的民主集中制。它是我们的特点，也是优越性所在。”
为中华腾飞提供科学战略的服务
钱学森是战略科学家，他根据科学的社会功能是为人类造福，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从科学战略方面提供了前瞻性的服务。他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提出了四个系统、九大领域的宏观建议。四个系统即物质文明建设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系统、政治文明建设系统和地理建设系统。九大领域是：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科技经济建设与人民体质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主建设、法制建设和政体建设，地理建设包括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钱学森从战略高度，把科学理论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建议把九大领域的建设组成复杂的、动态的、优化的社会系统工程加以研究和实施。这些战略建议与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主张是内在一致、相互贯通的。这也体现了钱学森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的思想高度和人格魅力。
钱老走了。我们纪念伟人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继承他的事业和思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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