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汽车欧曼重卡生产线。今年前三季度，福田汽车净利润近7亿元，同比增长84%。李艳摄
一年多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初现，记者在对陈东琪进行专访时，他预言中国经济经
一年多时间过去了，中国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果怎样？进行了哪些调整？中国经济来之不易的回升势头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明年中国经济会走向何方、宏观政策又将作何调整？就此，陈东琪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了一次梳理。
触底回升，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
记者：作为长期跟踪中国经济走势的学者，你怎样评价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陈东琪：今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困难的一年。但经过中央及时、果断的宏观调控和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与去年这时相比，中国经济已发生了明显转机，基本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通道。从以下几个方面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回升：
首先，经济增长不断加速。今年以来，经济增速逐季加快，从一季度的6.1%，回升到二、三季度的7.9%和8.9%，前三季度增长7.7%；预计四季度还将进一步加速，达到10%左右。全年增长率可能在8.2%左右。
其次，各个产业也加快增长。占我国GDP总量的43%的工业，1-2月份仅增长3.8%，见底后逐渐上升，十月达到增长16.1，半年多时间加速了13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工业原材料、工程机械、配件和汽车、家电等消费共同拉动工业的增长。农业、服务业也在稳步增长。从区域上看，上海等10个省市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已经恢复增长；珠三角正在恢复增长；中西部地区加快增长。
第三，从需求上看，内需引领中国经济复苏。今年，曾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力量的外需大幅下降，净出口不仅没拉动经济，反倒把GDP拉下负3.6个百分点。全靠内需中的投资增长33%，带动GDP增长7.3个百分点；消费超过15%，带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能有这样的增长，表明我国刺激消费的政策效果很明显。
第四，中国国内市场活跃。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都很活跃，甚至连收藏品市场也很红红火火。由于社保投入和民生投入，农民消费预期改善，农村经济也对消费产生了拉动。
记者：中国经济用了七个月时间扭转下滑态势，进入上升通道，完成了经济周期的调整。你分析主要原因何在？
陈东琪：总体说来，是宏观政策及时、有效。由稳健的财政政策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变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加上两年4万亿公共投资计划，今年落实了2万亿，对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拉动作用。
同时，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新兴战略产业规划、区域规划，对产业和区域发展环境加以扶持和优化；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投资、鼓励消费的政策，比如刺激消费的金融信贷政策等。此外，调整老百姓收入预期，加快社保、农村新农合、农民老有所养政策的出台，城市低收入保障增加投入，离退休人员工资增加，教师、医药卫生领域绩效工资改革，让老百姓有钱去消费。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中央和地方的配合协调得当。以前有时间差问题，这次决策实施快、信心恢复快、预期改善好，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
扩大内需，引领经济新一轮增长的主体
记者：中国经济企稳回升了，但人们似乎仍然担心，这种回升的势头是否可以持续？
陈东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内需启动政策不是短期而是长期的政策，除了补贴政策等应急措施，更有产业规划和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
内需引领中国经济增长是中长期的增长。过去十年，主要依靠外需，尤其是2006和2007年时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竟高达8.7个百分点。明年，投资会收敛减少，而外需也会改变对经济的负拉动，变为正贡献0.5个百分点以上。更主要的是，中国经济内生型增长已经被激发，会使整个经济增长有可持续性。而且这种内生型增长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是多种因素支持的。所以，明年不管外部环境怎样，中国经济会保持平稳持续增长，不会太陡增长，也不会出现人们担心的“过山车”和“电梯效应”。
再从中国经济的长期支撑看。今年城市化率才增长0.8个百分点，预计到46.5%左右，中国城市化率在达到60%以前，都有发展的需求；新型工业化也不断有创新的内容；还有新的、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产业大军补充，预计到2015年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才会变成人口负债。
这些因素都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经过调整，不会发生重大的逆转，中国经济增长仍将持续。
记者：有人说，是外需倒逼中国增加内需。对此，你有何看法？
陈东琪：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对。其实中国经济经过上一轮周期七年的高速发展，自身也有了调整的需求。出口成本增加，对资源消耗大，对环境影响大，低价值的出口不可持续，再加上“十一五”减排目标的限定，从2007年三季度开始，珠三角、长三角的增长就乏力了，就要开始调整了。就算没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会调整，这次调整有外部因素，但更多的是内因。
记者：如此说来，结构调整并不会像有的人想的那样会影响经济增长，反倒还会创造出新的需求和增长？
陈东琪：是的。中国经济正在发生重大转型，现在虽然不像十年后那样看得清楚，但可以看到许多变化：
产业结构变化带来新的增长。工业向新兴战略产业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医药、装备，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减排40-45%的宏伟目标，都会产生新的增长需求，形成新的产业链。比如，风能产业所带来的设备和发电机组；清洁能源中，煤变气、煤变油；循环经济的“三废”利用；汽车业中新动力能源的普及等，都会形成新的产业和增长。
产品结构的变化。汽车种类很多，新出现节能减排、个性化、低碳化；纺织品结构也向高精尖推进，出现很多品牌。产品结构变化，意味着资本结构、劳动力结构等多种结构的变化，创造出新的需求和增长，有利于可持续增长。
制度改革带动中小企业、科技企业的发展。新近推出的创业板，是一个重要信号，它标志着中国要从制造型经济向创造型经济的转变，原来的世界工厂只是外延型数量型的发展，有了创造和创新，中国制造和中国的生产力将有新的提高。
通胀预期，关键是做好提前管理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比如通胀的代价，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陈东琪：任何国家在跨越时期加速增长时，都有通货膨胀的高预期，这在英国、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中都得到了印证。再看，虽然目前中国还没有到减排的拐点，但中国立足长远，顾全大局，在希望发达国家承担更高的减排目标时，提出了我们的减排目标，这必然要我们付出高成本。原来出口中，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排放成本是重要的竞争优势。以后，这些成本都会增加。因此，通胀的代价也是必然的。这就要求我们努力找到控制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的点。这次通胀预期时间早、预期强，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全世界央行系统采用了历史上最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多的货币投放下去，必然会表现在价格上。
记者：通胀迟早都会到来，那应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
陈东琪：对于通货膨胀要分阶段看。货币投放后，不会立即表现为通胀，而是分为复苏、扩张、繁荣、衰退四个阶段表现。我们刚刚经历了衰退，现在进入复苏阶段。一般来讲，第一个阶段通胀不会明显，货币刚投放下去，货币速度还上不来，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量都不会太多；再加上在复苏时期存货多，“去库化”还有一个消化的过程，还有一个稀释产能的过程。另外，基本物资供给充足，粮食六年丰收，CPI也不会明显上去。所以第一个复苏阶段，物价总体是上不去的。要到扩张和繁荣阶段，存货少了，产能利用了，物价才会加快上涨，这就要求我们要提前管理好通胀。因此，准确地说，管理“通胀预期”并非通胀已经来到。通胀是以后的问题，而不是当下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控制给未来通胀带来的压力。
记者：具体说来，有哪些方法去管理通胀预期？
陈东琪：一方面，要加强货币管理。今年上半年信贷达6.1万亿元,去年全年才4.9万亿元。为扭转经济下滑的态势,尽快拯救市场，除了增加信贷别无他法。从七月开始就进行了适当调整，7月信贷减到3000多亿元，8月为4000多亿元，9月为5000多亿元,10月为2530亿元。今年的信贷总量能达到9万亿元,是去年的一倍多。单从一个月的货币投放量看，2530亿元可谓是严重紧缩政策；但放眼全年，这是信贷有弹性的管理，是要实现信贷的动态均衡。可以说，我们已在采取措施，通过加强信贷管理，来防范未来通胀。但这些政策调整不是方向性的，而是上升期的动态均衡。
另外一方面，加强对市场的引导，增加有效供给，也是管理通胀的有效手段。当收入增加、需求增加时，有效供给也要相应增加，这样价格也就不会上涨。因此，不管是在房地产市场还是在服务市场，都要加强储备管理，打击囤积，保证有效供应，维护市场秩序，坚定市场信心。现在全世界资金流动快，投机行为多，比如全球对石油无预期管理，总供给中有效供给与需求有差距，价格波动大。
我预计明年的CPI会在3%左右，上半年低于3%，下半年会超过3%；而明年经济增长则会在10%。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速度是9.8%，而CPI是5.6%。因此，明年的发展态势可用“高增长、低通胀”来形容。所以，明年要防范通胀预期，但也不要太高估明年的物价上涨，只是要控制好未来通胀预期。
宏观调控, 政策将保持连续性
记者：这一年的宏观调控与以往的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
陈东琪：从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宏观调控的内容、方法、体系都有新的变化。宏观调控不再是以前的“撞击反射”，在出现问题后再调控。现在的调控具有前瞻性，既着眼应对当前问题甚至危机，也关注远期问题；既有应急的措施，也有体制性改革；既有总量控制，也有结构调整。
这次的宏观调控把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很好结合起来了，平衡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既稳定出口，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又注重内部调控。在宏观调控方式上，不是问题成堆后，一脚踩到底的“急刹车”；而是打出提前量，把预调、微调和小调结合起来。此外，在宏观调控时，注重把总量调控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结合起来，发展的主动力在地方。
这是调整期只有七个月，经济结构调整还不够。这就需要在上升期“补课”，通过制度创新，用市场看不见的手进行调控；政府则通过出政策、作规划、上重大项目等方式，再加上对一些价格和公共产品有定价功能，从而对市场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
记者：明年，我国在宏观政策上还会采取怎样的措施？
陈东琪：新一轮上升周期，中国在今年二季度时已经开始，而全球在今年三季度时开始。美国各项指标也在转好，只有失业率还很严重，预计失业率在今年底和明年初见底。明年全球经济开始上升。
我认为，在经济回升后，应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但具体操作要有弹性和灵活性，注意动态均衡。在今后相当时期内，我国的外需环境很难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状况，这就要求继续保持由内需带动经济增长的势头，公共投资和消费政策不能退出。另一方面，民间资本投资和中小企业从下半年以来逐渐活跃，但持续增长的动力还不很强，融资还较难。因此，货币政策不能改变“适度宽松”的基本取向。
这一次积极财政政策不只是短期应急措施，也需要它来解决一些长期增长的持续性问题，比如加大对社保、改善民生工作等薄弱环节的投入。因此，财政政策要保持其稳定性，以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09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幅表制表:李金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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