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兰州12月3日电在敦煌这样的艰苦环境中,做好一件事不容易,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更难。她却把青春无怨无悔地交给了大漠戈壁,一坚守就是40多年,甘愿做“敦煌的女儿”。
她就是我
樊锦诗,祖籍浙江,1938年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幼年时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她,身体一直很弱,并不适合到艰苦的环境中工作。196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时,樊锦诗却偏偏选择了敦煌。
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上世纪60年代的敦煌,条件还十分艰苦,但这一切没有吓走樊锦诗。灿若星河的敦煌艺术让她如痴如醉,敦煌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也需要充满朝气的年轻人。
大学毕业时,樊锦诗和恋人彭金章曾经约定,3年就回去,可一等就是20多年。千里相隔,夫妻不能团聚,母子难以相见,在爱情、亲情和事业之间,樊锦诗不断经受着煎熬,可她还是选择了敦煌。
在老一代敦煌人常书鸿、段文杰等带领下,樊锦诗深爱上了敦煌,她一头扎进洞窟,发挥自己考古专业特长,先后牵头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以及唐代早期分期断代的研究工作,开创了敦煌石窟考古的新天地,这一批学术成果至今影响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发展。
2000年,有人提出,为了加大旅游开发,要把莫高窟上市。樊锦诗十分清楚这一市场化动作的后果,她四处奔波,坚决反对,宁可敦煌研究院院长不当,也不同意,最终阻止了这一行为。
樊锦诗敏锐地认识到,保护敦煌这一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光有技术和人才还不够,必须要立法,还要科学规划。在她的发起和直接参与下,《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于2003年颁布实施。在她的推动下,由三国四方参与起草的《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于2005年通过专家论证,正在等待实施。
敦煌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敦煌的保护离不开国际合作。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等多个国外科研机构展开了合作,一大批先进技术和理念运用到敦煌遗产保护当中,使敦煌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改善,安全系数得到提高,本体病害和损毁得到遏制,并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
作为享誉世界的“东方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保护与利用的矛盾日益突出。“不能关起门来搞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专家,樊锦诗比谁都明白敦煌遗产的公益性,人们应该享受到这一珍贵的、杰出的文化遗产。在她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开展了持续合作,数字技术被运用到敦煌遗产的存储和展示当中,一个全新的“数字敦煌”正向人们走来。
为了实现敦煌遗产的永久保存,永续利用,2003年,樊锦诗提出的《建设莫高窟游客服务中心的建议》,最终促成了莫高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保护工程――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的实施。
新世纪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的保护修复技术和研究力量不断壮大,主动承担起辐射和带动国内其他文物保护的责任,并已对西藏三大寺等国内多处遗址实施了保护修复。2005年,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在敦煌研究院揭牌,2009年7月,国家古代壁画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又落户这里。敦煌,已经成为中国壁画保护修复中心,开始引领这一领域的国际技术发展。
鸣沙山麓,风沙肆虐,宕泉河畔,酷暑严寒。樊锦诗的头上爬满了越来越多的银发,可年逾古稀的她,一刻也不懈怠,还在为敦煌殚精竭虑。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已经把全部的身心与敦煌融为一体,她的生命就是敦煌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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