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年前,1978年秋,我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严敦杰教授,研习中国数学史。严老师对我说,元明时期,珠算的出现,是我国数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算盘因是木制,出土或传世至今的稀少,需要文献包括小说记载佐证,你可以到“北图”(“国图”的前身)去借明刻插图本《金瓶梅》查看一下,那里面有一幅图上
于是,我急忙跑到当时位于北海西侧的“北图”。进了善本部,从目录卡片中查到了这部书,填好借书单,交到书库前台的一位年轻女工作人员手中。她看了一眼借书单,脸刷的一下变红了,先是露出了惊愕的神情,然后是鄙视,最后是愤怒。她恶狠狠地盯着我,冲我问道:“你是哪个单位?什么专业?”我回答道:“中国科学院,学数学的。”“学数学的,想借淫书看!”她好像抓住了贼:“你等着,就在原地,不准离开。”然后快步走进了书库办公室。
一会儿,她领着一位年纪较长的女同志走了出来,一边伸出食指指着我,一边嚷道:“就是他!”那位年长的女同志把我盘问了一番,知道我是严老师的研究生后,哑然失笑道:“严先生是我们这儿的常客。误会了,误会了!像《金瓶梅》这类‘禁书’,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特别是明清市俗文学的学者凭介绍信经过审查才能借阅。你是科学院学数学的,要借《金瓶梅》,我们的小同志还以为你是坏人呢!”
这就是31年前我同“国图”的第一次交往,真是不打不相识!后来知道这位较老的女同志就是“北图”善本部主任冀淑英女士,以后她经常帮助我查找过不少古籍中算书,也让我从小说一类的古籍中发现过有价值的中算史料,对我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取得成绩、有所创获,“北图”、“国图”的古今中外图书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和基础条件。
10年前,我调任中国科技馆馆长。有一年全国科技周,我应邀到“国图”文津讲坛做科普报告,地点是北海边的善本部,那天当我走进熟悉的大红门时,眼前突然一片模糊,泪水夺眶而出――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怀旧情感。
谈到“国图”,我还要深深地怀念老馆长任继愈先生。我同任老的交往有20多年了。那时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任副所长,我们所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凡十卷40分册数千万字,将数理化、天地生、工农医等古籍善本悉数影印,录入付梓。在考虑主编人选时,大家一致认为非任老莫属,当时任老已年逾古稀,慨然应允,花了不少心血,终于使这部巨著顺利完成面世。近年,任老又以耄耋之年出任《中华大典》总主编,我作为《地学典》主编,多次在编纂工作会上聆听任老的高见。会毕午餐,任老到主桌坐一坐,给大家拱拱手,说:“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我已九十,要回家吃了。《大典》的事,拜托大家!”然后,抓起一把油炸花生来,放进西服口袋中,拄着拐杖走出了餐厅。那潇洒的背影,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作者为北京市科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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