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我国各地民间尤其是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广泛流传，甚至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洪洞县大槐树之
明朝初年的移民活动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经建文帝、明成祖，历时五十余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所罕见。当时的移民可分为以经济为主的移民和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移民。明朝初年，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宗旨的经济移民活动，则以山西的大槐树移民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计划性也最强。这种移民活动，从洪武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前后共计十八次之多，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明朝中叶以后一直到清朝中叶，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就很少见于文献记载了。
中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起，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既有自发的，也有被迫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早在史前的传说时代，由于原始先民的部落争夺战争，那些被战败的部落，便在其首领的带领下，为躲避强势部落的压迫和奴役，不断地进行着迁徙活动。于是，在今天的河北涿州、山西高平、湖北随州、湖南炎陵等地，便留下了说不尽的关于炎帝神农氏的种种传说和遗迹。实际上，广布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有关大禹治水的种种传说和历史遗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其原因归结到这一点上。近年在三峡库区新发现汉代《景云碑》中有关大禹治水的零星记载，也可以佐证以上我们的推论。
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国历史上规模性的移民活动屡见于文献记载。西周初期推行的分封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强制性的殖民政策。被分封到各地的诸侯王在奔赴封国时，带去了大量的部族和随从，这是一种强制的移民活动，这些移民群体实际上就是各个诸侯国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的都城都位于关中地区，秦始皇和汉高祖为了加强首都地区的经济实力，削弱山东（旧指崤山、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旧贵族和豪强势力，并对他们进行就近控制，都曾采取过强制性地将这些地区的六国旧贵族和豪右迁徙到关中地区以实京师的政策。西汉文帝时期，为了屯垦守边、加强边防，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大量移民于当时的长城沿线。汉武帝时期为了屯田守边，也曾将十余万民户迁徙至河套地区，又迁徙六十余万户于河西走廊地区。三国时期的鼎立各方，为解决战时沉重的军粮供应问题，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均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移民屯田政策。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为生计所迫而大量内迁，则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移民活动。唐朝以后至明朝初年的历朝历代，都曾推行过移民屯田的政策，只是规模较小、影响不大而已。
历史上次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史前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综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与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那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成了现今一亿多华夏子孙心目中故乡的象征，成了他们萦回梦里的精神家园。
影响之深远可以比肩“大槐树”移民的，在山东还有河北枣强移民、云南与“小云南”移民、四川成都“铁碓臼”移民等。迄今，绝大多数山东人仍寻根至洪洞“大槐树”、河北枣强、云南与“小云南”、四川成都“铁碓臼”，这些地方为何成为“祖籍符号”？刘德增君的新著《大迁徙：寻找“大槐树”与“小云南”移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就为我们复原了发生在数百年前的那段历史，打开了民俗记忆的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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