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学”是指孔子与孔子弟子共同创立的原生态儒家思想。司马迁著《史记》时,撰写《仲尼弟子列传》,充分肯定了孔子弟子对早期儒学的贡献。此后,对于孔子弟子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在孔子弟子中,有卓冠贤科的颜回、传孝道的曾参、教于西河的卜商、显达于诸侯的端木赐等声名显赫者,亦有大量只有姓名而无事迹,甚至连姓
孔子弟子遍及十几个诸侯国,入室时间亦不同。据文献可大致推断出孔子有三次收徒的高潮。第一次是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岁)。孟僖子作为鲁国三桓之一,临死时嘱咐两个儿子向孔子学礼。孟氏是“大夫”,孔子是“士”。“大夫”向“士”学礼,表明传统贵族已不知礼,而孔子知礼。其后,“弟子稍益进”。第二次是孔子任中都宰的前后一段时期。定公七年,鲁国“陪臣执国政”,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定公九年(孔子五十一岁),“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此期间,孔子的名声进一步提升,众多弟子慕名来求学。第三次是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六十八岁),孔子周游列国返鲁,不满愈加混乱不堪的政局,不再出仕,着力整理古代文献与收徒讲学。
孔子与弟子之间的论学,集中反映在《论语》中。《论语》不同于《诗》、《书》、《礼》、《乐》。后者是古代流传下来的知识,蕴涵着先王之道与道德伦理规范。《论语》最初的纂辑,是由众弟子先各言所记,各述所知,然后就共知者进行讨论确定。最初纂辑论定的时间,应在孔子既卒、弟子奔丧聚首之际。由此推测,除颜渊、冉耕、子路早死外,其余“七十子”大多参与了这部儒家经典的纂辑。《论语》中出现孔子弟子近30人,鲜明体现出“七十子”在早期儒家思想中不可忽视的地位。
孔子去世后,子夏、子张、子游曾想推举有子为领袖(《孟子・滕文公上》),但没有获得普遍赞同。这些“身通六艺”、“登堂入室”的孔子弟子,各自从不同方面传播老师的思想学说,儒家的分裂就在所难免。战国晚期,荀子、韩非子等开始关注孔子弟子在儒学传承中的作用。“七十子”及其后学时代是孔孟之间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长期以来,人们多以“孔-孟-荀”三段论来概括早期儒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七十子”在早期儒学中的作用。这其中有材料阙失的问题,也有研究视角的问题。郭店简出土后,学界重新开始关注孔子弟子的研究。姜广辉把孔子弟子及其后学分为四派:弘道派、传经派、践履派、表现派。李零分孔子弟子为三类:第一类,是《论语・先进》篇所列“四科”10人;第二类25人,连同第一类是“显有年名及受业闻见于书传”的弟子;第三类是“无年及不见书传者”的42人。学者们在“儒分为八”之后,对“七十子”及其后学重新归类,有利于推进早期儒学史的研究。除此之外,我们亦可从儒家思想的主旨方面重新审视孔子弟子的研究。
从《论语》等可靠文献来看,早期儒家思想的主旨是“修己安人”。“修己”即“修身”,儒家通过学习古典知识与礼仪,来提高自己的道德与人文教养。“安人”指自己以高尚的道德与行操教化与影响他人,使之共同走向善道。“修身”是个人的事情,“安人”是个人施于他人的问题。入仕与教化都属于安人领域。“修己”是“安人”的前提,“安人”是“修己”在社会领域内的延伸。孔子与七十子的活动与实践,均围绕“修己”与“安人”来展开。“七十子”中,不排除如《墨子》批评的贪于饮食的懒惰者,但就儒学的中坚力量来说,可分为“修身派”与“安人派”。
据《史记・儒林传》记载,孔子弟子中,有的著书立说,有的为诸侯卿相之师,有的则“隐而不显”。除了这些高徒以外,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群体。“隐而不显”的弟子就属于“修身派”,出仕与传承经典、收徒讲学的属于“安人”派。我们不可否认“安人派”弟子做出的重大贡献。如子夏在儒学史上,既以传承文献著称,又为魏文侯师,显赫一时。但子夏却表露出在修己与安人(用今天的话语说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两难抉择,“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史记・礼书》)。这种言论与思想一旦在儒者群体之间蔓延开,就很容易使意志不坚定的人,以入仕“安人”为借口,来大肆满足自己的私利。而默默无闻的“修身派”长期在民间,其言行文质彬彬,不求富贵与显达,更有利于“移风易俗”。因为普通百姓不只是听你说什么,关键的还是看你在做什么。
春秋战国之际,一方面是传统宗法贵族的没落,另一方面是新兴贵族的崛起。孔子与他的弟子正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接点上。他们努力把古代积累的文化传承下来,并以此提升人的道德价值与人格尊严,使人变得有教养。在“天下有道”时,可入仕“安人”;当“天下无道”时,就退隐不仕,坚持“修身”,以待时机再“安人”。所以,无论怎样,修身是儒家的根本特质。后孔子时代的《大学》、简帛《五行》等文献,均强调“慎独”的修身工夫,正切中早期儒家思想的真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