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通史》作为全国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启动已四年有余,作为边疆史研究工作者,我有幸从一开始就参与其间,深感责之重大。
责之重大,谓之有三。
一、应面对现实和未来。新疆历史源远流长,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域文化绚丽多彩。研究新疆历史,一要把握住正确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即新疆是我国
二、要承前启后。新疆及其周围地区在我国古代称为西域,回顾先辈们经营和开发西域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史实:包括今新疆在内的广大西域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和内地形成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公元前1世纪西域和内地融为一体之后,中国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和开发尽管有过挫折,乃至断裂,但经过了挫折时期之后,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和开发往往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一个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的开发高潮,这些持续不断的开发高潮使西域地区和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也是近代以降,尽管列强处心积虑企图将新疆分裂出中国却始终无法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先辈在开拓和开发西域的过程中,对西域的探索和研究也同时展开了。流传至今的《尚书》《山海经》《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包括今新疆在内的古代西域人文、地理等方面的记载,应是先辈们探索和研究西域的最早成果;之后,《史记》《资治通鉴》《高僧传》《元和郡县图志》等不同类别诸多史籍均有大量关于西域的记载;至清代,专门探索和研究西域的官方典籍、私家著述更是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研究机构、团体、学者纷纷投身探索和研究新疆历史的行列,从不同角度,运用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使新疆历史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一个硕果累累的领域。《新疆通史》作为一项重大学术文化工程项目,从学术研究史的角度,承载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亦即《新疆通史》的纂修,既是对此前新疆历史研究的总结,亦应是21世纪新疆历史研究的新起步。
三、争五项创新。作为全国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新疆通史》应该成为一部具有学术权威性和密切面对新疆实际的传世精品。学术权威性源自《新疆通史》纂修能否实现五创新的目标,即资料创新、体裁体例创新、理论创新、人才创新、运作机制创新。
一是资料创新。《新疆通史》纂修必须要发掘大量新的资料,并用于研究之中。新资料的发掘和利用应包括:考古资料;汉文、民族文字和外文的档案,尤其是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和蒙文档案,收藏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清代藏文档案,以及原俄国的已刊和未刊的俄文档案;汉文、民族文字和外文的文献,尤其是当事人和当时人的未刊和已刊的相关记述。让人庆幸的是,《新疆通史》编委会已充分认识到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
二是体裁体例创新。一部通史,其体裁体例可供选择的不外乎传统史学的纪传体、新史学的章节体。《新疆通史》本着如下两个原则,即一是面对新疆历史发展的实际,二是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与未来。经反复研究,确定了《新疆通史》采用通史体与专史体相结合的体裁体例。在按时间(王朝)顺序分设通史体各卷之外,还根据新疆历史实际、特点,增加4卷专史,并设导论作为开卷。具体情况是,通史体部分有史前、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蒙元明、清代(上、下册)、民国、当代(上、下册),共9卷11册;专史体部分有民族、宗教、屯垦,以及当代新疆反分裂斗争实录,共4卷,加导论卷,合计14卷16册。叙事时限,上自史前,下至20世纪90年代。
三是理论创新。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立足现实、研究历史、面向未来的原则出发,站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战略高度,阐明新疆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以我陋见,如下五个问题应特别予以重视:历朝各代对新疆的治理;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屯垦戍边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同时在体系框架、个案研究,以及吸纳国内外研究成果等方面也应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创新点。
四是人才创新。鉴于30年前编撰《新疆简史》及其后的持续研究的开展,培养了一代新疆历史研究工作者的成功经验,此次《新疆通史》的纂修应将培养新一代新疆历史研究工作者作为一项21世纪新疆历史研究发展、深化的战略任务来安排。各卷主持人应是年富力强、当前新疆历史研究相关领域的前沿专家,并吸收一批年青研究者进入课题组,通过出精品来培养人才。老一辈学者尽可能退居写作二线,发挥顾问、指导作用。同时在研究实践中应下大力气有重点地培养少数民族史学工作者。
五是运作机制的创新。《新疆通史》纂修实施了以项目为纽带、项目主持人为龙头的课题运作模式,充分发挥专家的学术主动性,同时也必须强化编委会学术指导、宏观调控的作用和力度。
《新疆通史》纂修工作启动以来,工作有序,成绩卓著。今以责之重大感言三端寄语参加《新疆通史》纂修工作的诸同仁,既自勉,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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