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绿原兄病逝的消息时，我的脑子受到猛烈一击，心潮起伏，不能自已！当天下午，我亲赴绿原家向他的夫人罗惠大姐进行慰问。我写了一副挽联带去：
译笔长挥歌德里尔克
诗思并驾艾青闻一多
罗惠说：评价太高了。我说：是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上海和一群诗友们组织“野火诗歌会”，一群“火”友对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的诗歌非常赞赏，阿垅、鲁藜……都吸引我们，而使我们最倾心的是绿原。他的政治抒情诗，外貌冷峻，内蕴炽烈，激情似火，意志如铁，是当时国统区有正义感的广大群众强烈政治情绪的凝聚、提炼和喷发，是具有浓厚诗质的政治宣言。我又买到一本绿原最初的诗集《童话》，发现这是一部纯粹的“天真之歌”。原来他具有如此纯真的童心，所以他能写出烈火真金般的政治抒情之作。
绿原的热情和正义感同样渗入了他的翻译作品中。1947年12月，我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译诗杂谈（二）》，指出绿原译美国诗人桑德堡的诗《给萧斯塔可维契的信》，把“原作中可厌的语调一变而为庄严的节奏”，说“我们从这首译诗中所听到的，已不是桑德堡而是中国人民向新社会的灵魂的表达者――作曲家萧斯塔可维契的欢呼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依然关注着绿原。1953年，我惊喜地从一本刊物上读到绿原的新作《沿着中南海的红墙走》：“是那里面有一颗伟大的心脏/是那颗伟大的心脏和我的心脏相连/是我每次经过这一带/我的心像喷泉一样/涌出了神圣的火星/我的脚步不能不很慢很轻……”
1973年1月我从文化部静海五七干校回京，奉调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我在萧乾家里与绿原不期而遇，原来他也在人文社工作。第一次见面，他很低调。我因突然邂逅，一时也木讷寡言。他面上刻满了岁月的沧桑和苦难的印痕，但内蕴的天真依然隐约可见。
1980年8月29日下午，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党员大会，我主持（当时我担任副总编辑，党委委员）。我宣布：绿原同志的胡风案平反，撤销对绿原的一切不实的指控，恢复绿原党籍。当时我内心激动，血液奔流，手足俱热，但外表镇静。我又说：“书面决定将在全社大会上宣读。同志们，看，今天绿原同志坐在我们中间！”这次大会开始时，大家还没有注意到绿原也出席了。当我讲到绿原而称“同志”时，大家还有些惊异。我鼓起掌来，大家跟上来，掌声从稀疏变为热烈，最后变成一阵暴风雨。我不知道绿原当时的心情如何，只看到他端坐在党员群众中，两眼发光，神情淡定。然而他内心的激动和感触能掩盖得了吗？他终究是个“天真的乐观主义者”！
世间的事情，真难逆料。1983年我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绿原任副总编辑，亲密的合作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绿原负责外国文学的编辑出版工作，发挥了他高度的聪明才智。我们共同商量方针大计，也一起研讨具体书稿。他在胡风案发后被投入秦城监狱7年，在狱中以极大的毅力自学德语。他精通英语、德语，又学会法语、俄语、拉丁
文。他对事业的认真，工作的勤奋，给我以突出的印象。
我们离休后，依然保持着不断的往来。他的诗作、译著、理论著作，不断发表和出版。他不断获得国内和国际
的诗歌大奖和翻译大奖，但他从不张扬。给我印象最深的，依然是他深蕴在内心的天真和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乐观。他是杰出的诗人，卓越的学者，纯粹的孩子。
绿原于我，虽说一度成为助手，但他在诗歌创作、文学翻译、学术研究方面的成就，远远高于我。他所受的炼狱之苦，也远远超过我。我感念他为我的译著《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写书评，为我编、选、译的《英国历代诗歌选》写序。这两篇文字也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我始终视他为师友，是友，更是师；是天真之友，乐观之师。
2007年他与我约定：“让我们平静地过好今后的每一天”。我谨遵这个约定，而他，已经走完他在人世的路程，去了天国，那真正的天真之国，乐观之乡。我谨以最高的虔诚，为他祈祷，愿他的诗魂在缪斯所居的赫立崆山上作永远的遨游！
绿原(摄于1997年12月12日)宫苏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