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年前,澳门回归祖国的移交大典隆重举行,一个“新澳门”由此诞生,澳门的历史掀开了“一国两制”建设的崭新一页。2000年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在与首次单独组团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澳门特区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说,我们观察和评估澳门形势
十年过去了,“新澳门”的“一国两制”建设,在其开创性、奠基性的第一个十年里,在克服了内外部环境中的种种不利因素,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之后,其制度性优势初步呈现。
今天的澳门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首澳门回归十年,我们对“新澳门”十年“一国两制”建设的巨大成就深感欣慰,对未来“新澳门”“一国两制”建设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今天的澳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各项建设事业取得显著进步。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保证,澳门同胞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澳门。
二
“新澳门”的第一个十年,以何厚铧为首的澳门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这也是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内地、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同胞以及和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头号焦点问题。在这一方面,“新澳门”赢得了好评。可以说,澳门“一国两制”的成功,正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经济发展有“两个亮点”:一是自“恢复性增长”至“发展性增长”;二是“国际化的区域性经济贸易服务平台”的地位逐步显现。
博彩旅游业的复苏和振兴是“新澳门”经济形势全面回暖的最显著的标志。根据“旧澳门”统计暨普查司和“新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资料显示,在“九九”澳门回归前一度陷入低迷状态的博彩旅游业,回归后已逐步走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快车道:澳门入境游客总数,自1999年的744万人次增至2008年的2230万人次。澳门博彩毛收入和博彩税收入,自1999年的130亿澳门元和48亿澳门元,增至2008年的1098亿澳门元和395.6亿澳门元,增速非常之快。
澳门博彩旅游业之所以能够在澳门回归后短短十年时间里重新崛起,重新巩固其在整个经济体系、经济结构中支柱性产业的龙头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澳门社会治安状况的根本性好转,使游客对澳门恢复了安全感和信心;澳门中西文化交汇的传统、特色和优势进一步强化和彰显,包括“澳门历史建筑群”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包括不断创新的各种形式的国际艺术节、音乐节、焰火节、美食节和大赛车,使游客对澳门的兴趣不再仅仅局限于博彩;“内地因素”在澳门旅游业发展进程中越来越重要的积极影响,包括中央人民政府支持澳门开放航空市场,包括中国内地部分城市开放澳门“自由行”、“个人游”,使游客的来源增加,等等。
由于博彩旅游业在澳门整个经济体系、经济结构中独撑半壁江山的龙头地位,澳门博彩旅游业的复苏和振兴,带动了澳门经济形势的全面回暖。一度沉寂的酒店业、餐饮业、娱乐业、服饰业、珠宝业乃至房产建筑业、银行保险业、交通运输业重新兴旺,澳门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纷纷上马或准备上马。根据“旧澳门”统计暨普查司和“新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资料显示,澳门的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110637澳门元(13844美元),增至2008年的313091澳门元(39036美元),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何厚铧和澳门特区政府在“九九”回归之初明确订立的“循序渐进”和“固本培元、稳健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各行业协调发展,使经济结构适度多元化”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目标,正在逾40万人口和近30平方公里土地的“新澳门”一步步变成现实。
由于“弹丸之地”的澳门自身的经济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属于微型经济体,所以“新澳门”“新纪元”的经济发展的路径和定位只能是充分利用其“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的特殊地位和中西交流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的区位优势,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区域竞争和国际合作、区域合作中探索和确立其经济发展的坐标系。澳门回归祖国十年来,在以何厚铧为首的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同胞的艰苦努力下,澳门“国际化的区域性经济贸易服务平台”的地位凸显。
“新澳门”经济发展“对内”、“对外”国际合作、区域合作的空间有两个主要纵深面:一个是中国内地,一个是欧盟国家和葡语国家。
“新澳门”与中国内地的“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合作重点,是澳门与珠海市、澳门与广东省、澳门与大珠江三角洲和泛珠江三角洲,以及“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区域经济合作,“内引外联”、“远交近融”,有一个自近至远、自浅至深、自点至面、自临时性协议至制度性安排的逐步推进过程。
“新澳门”与中国内地全面而长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机制,最高层级的是制度性的“一揽子安排”――“类自由贸易区”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历年的“补充协议”,即举世瞩目的CEPA。
澳门回归祖国后,“新澳门”与中国内地之间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向前发展,面临着创新合作机制、合作方式的问题。澳门特区作为中国的单独关税区,实行与中国内地不同的经济体制,与中国内地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贸易、投资障碍,客观上影响双方之间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逐步消除澳门特区与中国内地经济交流与合作中的制度性障碍,促进澳门特区与中国内地之间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经济的融合,就成为澳门特区与中国内地经济交流合作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2003年10月17日在澳门由中央人民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不仅仅是中央人民政府支持“新澳门”经济发展的一份“大礼”,也是中国内地与澳门特区之间加速推进多层次、全方位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里程碑。
此后,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又六次签署了相关的补充协议,“新澳门”与中国内地之间经济交流与合作中的制度性障碍逐步消除,“新澳门”与中国内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呈现出非常好的发展势头。
“新澳门”经济发展“对外”的国际合作的重心是欧盟国家和葡语国家。澳门与欧盟国家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九九”澳门回归以前,澳门就已经是欧盟国家的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和中国内地中小企业进入欧盟国家市场的中介和“国际通道”。“九九”澳门回归以后,澳门与欧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
澳门与拉丁语系国家尤其是葡语国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渊源和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历史传统,是“新澳门”继续保持中西交流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的身份和地位的又一大资源。“九九”澳门回归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支持澳门特区政府创立了以澳门为中介地的“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这是由官方举办、以经济合作及发展为主题的非政治性国际经贸合作论坛,其宗旨在于加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发挥澳门联系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平台作用,促进中国、葡语系国家和澳门的共同发展。
“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的设立,表明了中央人民政府支持澳门特区政府在认识和处理葡萄牙殖民统治历史问题上的现实主义立场,将“旧澳门”与葡语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渊源由“包袱”转化为“新澳门”的政治优势、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充分利用澳门的“交流和服务平台”的作用,加强与总人口逾2亿的葡萄牙及其前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
澳门回归十年来,“一国两制”的“新澳门”建设,尽管在经济发展方面也遭遇到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但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内地的支持和配合下,经过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同胞的共同努力,“新澳门”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跃。这一切,为澳门经济在“一国两制”的“新澳门”建设的“第二个十年”继续保持繁荣以及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
三
“新澳门”的第一个十年,澳门特区政府在重点解决“第一号的焦点问题”――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其政治发展问题,开始关注其“澳门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开始关注建构其“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特别行政区与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内地和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市民之间的新型关系问题,开始关注建构其“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一国”与“两制”、“爱国”与“爱澳”、“中央授权”与“地方高度自治”、“主体的社会主义”与“区域性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新型关系问题。当然,比较澳门特区政府在“新澳门”的第一个十年里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桩桩“大手笔”,其政治发展方面的“小步幅”推进则具有明显的探索性和实验性色彩,改革的举措是稳重而谨慎的,是为“新澳门”的第二个十年里在政治发展方面的“大动作”和纵深推进打基础的。
“新澳门”的第一个十年,澳门特区政府在奠定其政治发展的“一国两制”基础方面的第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初步建立了特别行政区与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行政区与中国内地之间政治上“互信”和“良性互动”的“政治优势”,建立了特别行政区政府和澳门市民对于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内地“不干预”其内部事务的“高度信任感”,建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内地对于特别行政区和特别行政区政府“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高度信任感”。
“新澳门”的第一个十年,澳门特区政府在奠定其政治发展的“一国两制”基础方面的第二个成功之处,就是“一国两制”的“小宪法”――“基本法”在“新澳门”家喻户晓,“澳人治澳”、“爱国者治澳”的观念深入人心。逾40万各个社会阶层的澳门市民在始终秉怀“中国心、澳门情”的澳门特区政府的领导下,在“爱国爱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心一意地投身以“一国”为前提和基础的“两制”的社会建设。当然,这也是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内地对于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市民“高度自治”的“高度信任感”和倾全力支持的前提和基础。
十年来,澳门特区政府在“新澳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贯彻落实“基本法”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例证,就是特区立法会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顺利通过了海内外一度非常关注的“二十三条立法”(即“国家安全立法”)并付诸实施。
“新澳门”的第一个十年,澳门特区政府在奠定其政治发展的“一国两制”基础方面的第三个成功之处,就是一个“以行政为主导”的、具有“高度的公信力和管治权威”的“强势政府”在“新澳门”的逐步成型、成熟。这也是自“葡人治澳”的“旧澳门”至“澳人治澳”的“新澳门”顺利地由“乱”而“治”,并保障“新澳门”“制度创新”之“一国两制”建设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前提和基础。
“新澳门”的第一个十年,澳门特区政府在奠定其政治发展的“一国两制”基础方面的第四个成功之处,就是“澳人治澳”的民主政治建设开始“循序渐进”地推展,初步形成了具有澳门特色的“协商型”的“选举文化”。
四
“一国两制”是一项崭新的事业,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丰富和发展。在充分肯定“新澳门”十年“一国两制”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和面临的历史问题和现实挑战,充分认识“一国两制”实践探索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一国两制”建设“五十年不变”而“求一国之大同,存两制之大异”的磨合过程,其艰巨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国际社会、海内外的中国人包括澳门同胞的想象。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内地、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同胞维护“新澳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努力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冲击和挑战。但是,“爱国爱澳”的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同胞在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内地无条件的支持下,直面机遇和挑战,不断克服澳门发展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不仅维护了澳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的大局,为新澳门的发展在“一国两制”建设的“第二个十年”再铸辉煌,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而且使“一国两制”的探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对内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的创新性的伟大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成功样板。(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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