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参考”的年代

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我们的生活状态和环境有着许多变化和改进，从过去年月过来的人，说起来都会喜形于色。可是我以为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这思想观念的变化，又同国家的开放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方在三十年前那些年，跟生活必需品一样，精神食粮也有票证，这就是那时的“参考”文化

最典型的“参考”读物是《参考消息》

司空见惯的如《参考消息》报，在三十年以前的中国，那是有相当级别的人方能读到的内部参考报纸。绝不是像现在这样，花一元钱在街头报摊上，任何人都可以随便买一张读。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参考消息》，是在20世纪50年代我初到中央机关当公务员时。有次因公事去找主管司长，敲门应声走进她的办公室，她正在伏案埋头读报纸，见进来的是我这个一般干部，立刻把几份报纸推在一旁，却把其中一份《参考消息》报，拉开抽屉迅速地藏匿起来。弄得我既尴尬又觉得神秘，心想：不就是张报纸吗，还至于藏起来？回到办公室跟一位年长同事说起此事，他告诉我：“《参考消息》是有级别限制的报纸，像咱们这级的干部不能看，你新到机关不明白，以后即使见到也不要动。”这位同事还告诉我说，同样是《参考消息》，还有大小两种的区别，大“参考”跟《人民日报》一样大，那得部级干部才能看。我“哼”地答应了他一声，记住了，却也越发觉得很神秘。

后来过了几年，一个偶然机会，在办公室里发现一张旧《参考消息》，我还是抵挡不住好奇的诱惑，趁没有人在偷偷地匆忙看了看，嚯，原来都是没听说过的内容，难怪不让我们这些一般干部看呢！再过了几年的一天，我去一位部级干部家中，在他家客厅的茶几上，我又看到大“参考”，开张跟普通对开报纸一样大，只是字号却比一般报纸大，我只是悄悄地瞟了一眼,却没有胆量拿起来展开看。这是那个“参考”年代最典型的“参考”读物，它标志着官员的职位高低。由于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能读到《参考消息》，知道一般官员或群众所不知道的事情，做报告时引用这些内部资料，既增加听众的兴趣又体现报告人的水平，《参考消息》在那个年代显得异常“神秘”。

我现在书架上摆的很多书都是“内部发行”图书

报纸有《参考消息》报，而且严格限制阅读范围，这早已经被许多人所知。那么，图书呢？那时也有“参考”图书，只是不这么叫“参考图书”，而是叫“内部发行”图书。这“内部发行”图书，除了有级别限制的图书得开证明信或凭购书证到指定的书店去购买，有的“内部发行”图书，一般文化干部也可以买，那就要看你跟书店的关系了。我在内蒙古工作的时候，曾任《乌兰察布日报》文艺编辑，新华书店是我负责联系的单位，跟书店上上下下自然熟悉，这样我也就有了“特权”。只要“内部发行”图书一来，书店的朋友告诉我信息，我就立刻跑到书店去买，有时买来自己阅读，有时是给朋友或同事买，那时很让我“吃香”了几年。这些所谓“内部发行”图书，在今天看来,其实内容都非常的平常，比如我现在书架上摆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人・岁月・生活》、《飘》等，都是我那时从内部选购来的，其中伊里亚・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一书，还在书上特意标明“内部发行”，这就更为明确无误地说明，那个盛行“参考”年代的存在。后来这方面的限制开始松动了些，一般读者也可以购买“内部发行”图书了，只是得有单位工作证或信件。记得刚改革开放的年月，我已经调到《工人日报》当编辑，当时只身一人在北京无家累，只要有时间就去逛大小书店，有天走到王府井八面槽，见到一家“内部发行”书店，凭我的《记者证》进去，挑选了好多本中外文学图书。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购买“内部发行”图书。

过去的“参考资料”，跟老邮票、老粮票一样，竟然成了抢手收藏品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批林批孔”时，为了配合所谓的政治运动，许多文化教育单位还专门组织人员编写“参考资料”书，当做理论“炮弹”供批判使用。这些内部印刷品无书号，大都由单位花钱购买，然后发给单位职工学习。像我无意间留下的《研究儒法斗争史参考资料》，就是我在内蒙古参加政治运动使用的，由内蒙古师范学院图书馆编。还有一本《评红楼梦参考资料》书，是我在内蒙古五七干校时，由干校编印发给学员读的。这类内部学习印刷品，在过去搞政治运动时，都是以“参考资料”名义，由相关单位编辑出版，以有偿方式卖给各单位。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正常了，人们的经济条件好了，有富裕钱的人搞收藏，这类过去的“参考资料”，跟老邮票、老粮票一样，竟然成了抢手收藏品。仔细想想却有一定道理，因为它见证着一个时代，无论那个时代对错如何，总会对历史研究者有用。就是像我这样的普通人，今天偶尔看到这些书，都会勾起对往事的回忆。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参考”书报呢？以我现在的认识，我以为，《参考消息》报上有些政治性很强的信息，当做“内部参考”限制一定范围还有点道理；为配合搞政治运动编写的“内部资料”，即使今天看来也还说得过去。让我始终不明白的是，像《飘》、《约翰・克里斯朵夫》、《呼啸山庄》、《复活》、《罗亭》、《死魂灵》等这些文学书，那时也要控制“内部发行”，其真正的原因何在，就实在有点让人费解了。想必是跟作家所在国家，如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或者图书内容，如资产阶级生活、旧俄风情，这些当时不能容的东西有关吧。反正那时“内部发行”的图书不少，“内部参考资料”也很多，只给一定级别官员、或者相关业务人员提供一定的阅读方便，一般的读者和单位职工，除了供批判用的“参考”图书,更多“内部发行”图书却没有资格阅读。

现在的电影爱好者应该庆幸，不仅能够及时地观赏到各国大片，电影院的环境也异常舒适

在没有电视或光盘的年代，电影是唯一的银屏艺术形式，广大群众只能到电影院去欣赏。电影片跟图书一样，也有正常和“参考”两种，正常片子可以公开售票放映，“参考”片子得由单位组织去观看。“文化大革命”时期，允许公映的电影，只有很少几部，如《战上海》、《地道战》、《南征北战》等，其余的都被当做“毒草”，通通地封存起来。后来出于斗争的需要，发动全民批判“毒草”，就由单位组织职工，在电影院放映一些，如《逆风千里》、《早春二月》、《塞上风云》、《兵临城下》、《洪湖赤卫队》等，都是那时的“毒草”片。而这些所谓的“毒草”片，有的人过去并未看过，更不知道“毒”在何处，完全是抱着好奇心理观看，并不能起到消“毒”作用，反而扩大了“毒草”影片的影响。很有点讽刺的意味。

时光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所谓的国产“毒草”影片，这时陆陆续续地开始解禁，观众可以到影院随意观看。而那些国外优秀电影片，此时还处于似开未开禁阶段，就用“内部参考”名义放映，所以那时能看“内部”影片的单位，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很了不起，能够弄到“内部”电影票的人，就更是让人高看一头的能人。回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文化宣传单位工作的人，最“牛”的事情莫过于看“内部”电影，不要说是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看了，那是属于小范围的资料片，就是在影剧院或机关礼堂大范围里放的“内部”电影，倘若你能看上也不是一般人。像当时的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或者是新闻单位、高等院校，只要搞什么大型的群众活动，准有“内部”放映的电影看，与会者或步行或骑车或乘公交车，不避酷暑严寒风雪无阻，从老远的地方急忙赶过来，更多的人就是奔这场“内部”电影。这些所谓的“参考”片或“内部”片，到底都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其实，除了极少数具有政治倾向性的纪录片，大多数故事影片的内容，并没有什么问题或伤害身心的，只是因为是欧美国家拍摄的，在当时就被禁止公开放映了。可是搞电影的从业人员，又不能一点也不借鉴外来艺术，高明的领导人就来了个“参考”说，这样别的文化艺术门类的人员，就也搭车沾光“参考”起来。比如《翠堤春晓》、《魂断蓝桥》、《简・爱》、《基度山恩仇记》、《巴黎圣母院》等影片，我就是在那时借“参考”之光，比别人早看且多看了几遍。类似上边说的这几部影片，在当时还有好多好多，应该说都是世界文学名著，内容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艺术手段有的很高超，让大众欣赏一下又何妨呢?可是那时却不行。那是一个文化相对封闭的年代。现在的电影爱好者应该庆幸，不仅能够及时地观赏到各国大片，而且电影院的环境也异常舒适，据说有的电影院放映时间也很随意，这是我年轻时连想都不曾想的事情。

由于“参考”年代的结束，读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有了广泛、自由的阅读环境，我国的文化艺术才有今天的成就

有些被指认有问题的摄影和绘画，那时也是在“内部”搞小型展览，由单位组织职工集体来参观。不过这类展览不能随便看看了事，回去得开批判会或座谈会，让大家进行批判或谈观后感。比如“四人帮”统治文化界时，我就曾从内蒙古来北京在美术馆看过一次所谓的“黑画展览”，其中印象最深刻的画作，就是黄永玉先生画的“猫头鹰”。据画展“前言”介绍，此画“黑”就“黑”在“猫头鹰”眼睛上。画家画的“猫头鹰”，睛睛睁一只闭一只，批判者解读其“用意”是，对当时社会表示不满，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地看。可是更多的观赏者，好像并无如此高的“政治觉悟”，只能随着诱导者解读的话，跟着一起随声附和地进行批判。

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宽松，文化艺术和出版业的兴旺，大众“参考”的年代也就结束了。这时不仅书店、电影院多了，就连书摊、书报亭都散布街头，广大的读者和观众完全进入一个自由观赏的年代。电视机和音响的普及，给普通人家带来欢乐；图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更让爱读书的人及时读到新书，像历届诺贝尔奖获奖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是第一时间送到我国读者手中。至于绘画和摄影等艺术门类，现在已经形成流派和产业，画家们在某个地方扎堆儿创作。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几乎都有艺术区或艺术街道，展现当地的文化艺术和品位。如北京的798和宋庄，都是赫赫有名的艺术区。

正是由于“参考”年代的结束，读者和文化艺术工作者，有了广泛、自由的阅读环境，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国外两方面，都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和操作性，我国的文化艺术才有今天的成就。每次听到电影获得什么国际奖，我就会油然想起那个“参考”年代，不禁在心中说声：“赶上好时候啦”。

柳萌 天津市宁河县人。现居北京。20世纪50年代起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曾先后在《乌兰察布日报》、《工人日报》、《新观察》、《中国作家》、作家出版社、《散文世界》、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小说选刊》等任职。主要著作有《生活，这样告诉我》、《寻找失落的梦》、《心灵的星光》、《时间的诉说》、《文坛亲历记》等20余种。

作者留影于内蒙古乌兰察布日报社，时为1973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