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作为传承文明的重要殿堂,在图书馆界如伟岸之泰山,令人心驰神往。支撑着这座殿堂走过百年,并使之与时俱进熠熠生辉者,是一大批卓尔不群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努力。在我数十年图书馆古籍工作生涯中,得到国图前辈与同行的许多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共同的事业上,我与国图人同呼吸共命运。因此,我视国图的百
1977年,为落实周恩来总理的遗愿,我国图书馆界曾联手干了一项旷古未有的伟业――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年五十七岁的冀淑英先生出任副主编。我有幸参与该目录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图书馆馆藏的编纂工作,那时就很仰慕冀先生。至八十年代初,《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初稿在京汇编草就,移师上海复审,为此冀先生不辞辛劳,在上海居住长达三年之久,这使我进一步获识她厚实的学问与鉴定版本的功力,也使我有了更多向她请益的机会。喜好古籍版本之学的女性不在少数,而真能成为一流专家并且不让须眉者,冀先生是第一人。
冀先生在上海的日子里,适逢傅熹年先生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书画鉴定组来上图鉴定碑帖、尺牍。傅先生的兴趣当然更在上图所藏的一大批宋元版本。我将冀先生也请到善本书库,对我而言,能侍奉两位版本学大师一起赏鉴版本、聆听他们的教诲是多么难得与幸运。当看到那部名扬书林的宋刻十卷残本《金石录》时,冀先生脱口而出“该本与北图的三十卷足本很像是一个本子”。当时我心里有些不以为然――历来版本学家都认为彼此是两个不同版本。直至1984年中华书局将北图藏本影印出版之后,我即刻将上图本与之悉心比对,果然不出冀先生所料,两本竟是同一版刻,只是上图本在明末已被人做了手脚,造成了两本为不同版本体系的假象,以致三百年来许多收藏家、鉴定家的“法眼”都被骗过。由此,我愈发钦佩冀先生。
1997年秋,我专程赴京接顾廷龙先生回沪小住,离京前去看望冀先生。多年未见,冀先生真的老了,原本笔挺的身板佝偻得很厉害,说话中气也不足了,据她自己说,走十来步就要歇会。我不由感到一阵酸楚。尽管如此,她说,“我每星期要给年轻人讲一次课,主要讲北图古籍藏书来源,一家一家讲,事先要备课。”她原本可在家颐养天年,但她放弃了,她放不下国图,惦记着晚辈们,她把自己的一生完完全全奉献给了图书馆古籍事业,这是一个多么可敬可爱的长者呀!
2000年春,上图从美国购回一批翁同?五世珍藏善本,轰动海内外。殊不知这其中有冀先生的功劳,如果不是她与傅熹年先生等专家力主政府购买,上海方面也不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因为那时四百五十万美金在人们的眼中是天价。然而置于今天呢,恐怕太便宜了吧。而冀、傅等前辈们之所以有先见之明,说到底还是真正能识得版本价值所在。当时我对其中的《长短经》究竟是南宋刻抑或北宋刻心存疑惑,便投书向冀先生请教。不久便收到她的回信,逐条辨析,透彻入理,令我终生难忘。
冀先生去世几年了,我心里一直想对国图可爱的年轻同行说,冀先生的脉不能断,这可是国图之根基啊!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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