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由学者廉思带领一批青年学子历时两年深入进行社会调查的成果。“蚁族”，是“80后”一个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天之骄子”的光环不再，他们比普通人有着
更令人堪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以及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该书由调研报告、深访故事、调研手记等部分组成，记录着“蚁族”的声音、文化、梦想，凝聚着“80后”观察“80后”的真挚情感和真实思考。这里选取的是由调研员主笔的调研手记。
生存之上，生活之下
北京冬天的早晨，冷得透心凉，街上的行人零零落落，公交站牌边只有寥寥数人。我怀揣厚厚的调研问卷，走在马连洼冷清的街道上。四周尽是低矮的建筑和工厂――我感觉这里应该是西北的某个小镇――它们与“北京”这个充满骄傲和繁华的字眼毫不搭界。
今天是周末，很多人尚在房间里酣睡。要敲开一扇沉睡的门着实不易。这是我第一次做这种上门调研的工作，吃了几次闭门羹之后，我绝望得无所适从。偶然从一扇窗子看到一个女孩坐在桌前看书，我再次试着敲门。她推开门，看我站在门外瑟瑟发抖，便热情地把我让进屋。就这样，她成了我的第一个调研对象。
这个湖北女孩名叫何易，毕业于北京吉利大学。她的房间虽然不大，却收拾得整整齐齐，床头上放着一个漂亮的手绣抱枕――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孩儿。她的桌子上东西虽多，但没有瓶瓶罐罐的化妆品；她素面朝天，却充满阳光和朝气。
她桌子上有好些书。在我进来之前，何易就趴在这里专心研读。她笑着说：“我最近正准备考注册会计师呢，周末时间比较充裕，我就把时间都花在读书上了。”何易很有主见，当年高考时，她下定决心到北京闯荡。为了能来北京，她宁肯报考一所北京的民办大学。“我来北京打拼，就是为了出人头地，这里有更多的机会，只要我努力，肯定能做出一番事业。”
何易现在一个小公司做财务，每月两千元左右的薪酬，与她所说的“一番事业”相距甚远。但她踌躇满志，一提到自己正在准备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就慷慨激昂起来：“我的目标是月薪七千。以我现在的资本，当然很难，但是只要我破釜沉舟考过注册会计师，这个目标就很容易实现了。”
我跟何易一直聊了一个多小时。调查结束后，她穿上大衣，送我出门，说是要顺道去买床厚被子。宿舍里暖气烧得不好，被子薄了，晚上冻得睡不着。
我想起一句话：“身在这里，我们就是在生活下面早出晚归、渺茫无措的蚂蚁……不过仍旧是顶着天、立着地罢了，无力改变生活，只有努力生存。”
生存，生存，何易显然并不想仅仅是生存下去。她要的是生活，那种生存之上的生活。
永不妥协的青春
冬天的小月河里看不到水，河道里堵满了冻硬的垃圾。幸好天冷不发酵，河边闻不到垃圾的熏人气味。河边的房子里，年轻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
小月河的东侧是一条小路，小路的东边有各种店铺，餐馆、超市、洗衣店，还有酒吧和略显高级的服装店。路边的小商贩瑟瑟缩缩地摆摊，卖着些生活用品，脏乱的各种早餐摊子也一同叫卖着。几个睡眼惺忪的女孩拿着肉夹馍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嗯，小月河慢慢醒过来了。
我终于敲开一间女生宿舍的门，开门的小遥穿着睡衣，拘谨地望着我，一双大眼挂满了问号。我向她说明了来意。小遥爽快地让我们进屋，叮嘱我们轻声说话，不要打扰还在梦中的舍友。
屋里的陈设非常简单，四张双层床几乎占用了室内的所有空间，使得这个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狭窄而压抑。每张床上都挂了床帷，圈出属于自己的领地。窗户旁边立着一个八格铁皮柜，那是八个女孩的衣橱。皮箱、鞋盒无处归置，都堆在地上。唯一的桌子上摆满了洗漱用品和零食，桌子下面，水壶和脸盆排成一排。我扫视一圈，没有找到凳子。小遥轻盈地爬到上铺，在小床桌上填写问卷。她的床头堆满了动画设计的书籍，几本《读者》《青年文摘》掺杂其间。
小遥2005年毕业于北京某大学动画专业，如今她正准备考动画设计师资格证书。床头的两本书吸引了我，一本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一本是余华的《活着》，在一堆专业书籍中格外扎眼。小遥见我拿起了《活着》，笑着告诉我，她其实更喜欢读这种文学书籍，只是闲暇时间太少，只能在每天睡前看上一会儿。这些书教她坚忍，教她不屈，能让她忘记自己目前拮据尴尬的生活状态，激励她坚持走下去。说这些话时，她踌躇满志，似乎没有什么能击倒她。
我问：“那你打算在北京定居吗？”
她神情黯然：“其实有时候我心虚得厉害，我需要一些美好的梦想支撑着我努力下去。可是我不太敢想那些具体的细节。一想起诸如定居、工资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忧虑和不安就会一股脑地涌上来。我只有脚踏实地，过好当下。”
小遥的话令我也有些伤感。我们每个人都抱着梦想前进，可是梦想与现实相撞后，往往就碎得没了影子。尽管如此，“80后”的我们依然在不屈的向远方前行，一步一步地为心中的梦想而打拼。为了爱拼才会赢的信念，我们坚持行走在路上……
出村进村
一踏进他的宿舍，我就闻到了“异乎寻常”的气味。张征似乎看出了我的不自然，说：“宿舍比较脏，比不得学校宿舍了，你就凑合着闻吧。”其实我并不很在乎这些难闻的气味，我更关心我的脚该放在哪里――这宿舍杂物遍地，书架、书（居然都不在书架上）、脸盆、鞋，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各占一方，连垃圾都在搞圈地运动。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他的床边，局促地打量这个房间。
答到“工作相关部分”时，他打开了话匣子。据他说，他家在农村，在一所二流大学认认真真地学习了四年，可是到毕业的时候才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毕业时吃了散伙饭，大家各奔东西。差距从那一刻起便非常明显地产生了，平时自己眼中不爱学习的“寄生虫”成为“有中国特色”的胜利者。有关系的同学进了好的公司，有钱的自己开起了公司。可自己呢？四个字：“混得不好”。他羞于回家，也不愿意回家。再过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家生活？不甘心。鲤鱼跳龙门的喜悦早已随着大学时代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四年前的自己，无论如何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张征给我讲他的亲身经历：大三暑假，他邀请妈妈来北京看看自己的学校。妈妈坐火车来，凌晨一点多到达北京。张征到车站接了妈妈，想找个旅馆让她住下。妈妈却死活不同意，说：晚上城里的灯光很好看，咱们四处转转吧。张征知道她是想省钱，就跟妈妈说旅馆并不贵。可是妈妈笑着说：大夏天的，外边凉快啊。你看我带了席子的啊！说着就从包里掏出一张凉席――母子两人愣是在路旁的长凳上休息了一夜。
不管多难，他每月总会寄一些钱回家，告诉父母，他们的儿子在北京过得很好。当昔日的同学用父母的积蓄给自己买房买车时，他却在考虑这个月的房租在哪里；当别人呼朋唤友去KTV时，他正在网上寻找兼职。村里的“金凤凰”，已经变成了城市中的边缘人，成了没有话语权的实实在在的弱势群体。
在张征看来，农村孩子在城市中等待翻身，如同等待铁树开花一样艰难。他们以考大学的方式告别了农村，却至今仍无法融入城市的主流文化。物竞天择，家庭的负担和过低的起点，使农村的孩子无法轻装上阵。
走出老家农村，又走进了北京农村。对张征来说，仿佛又轮回到了起点。他笑着说：“我只有尽人事以听天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