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张笑天（右）与国弘威雄夫妇合影于东京浅草。
我默默地期盼着，有朝一日有了像国外同行那样舒适的居宅，我也会充满自豪地站在门口，开大门迎
客！我不敢明确地开列出时间表，但从1978年以后中国大地上隆隆的脚步声中，我知道我将要见证――
这并不是一个哲学命题，也不涉及统计学，它只是自我心路历程的记录，肯定与我所经历的年代同步。
前不久，我接到一位已作古的日本著名作家国弘威雄先生遗孀转来的口信，说她会再次到长春来，一方面是探望朋友，一方面是替丈夫还愿，再次来祭“根”。
她何以把长春视为根的所在？我觉得也说得过去，他就出生在长春，那时叫“新京”，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人们都习惯将自己的出生地视为故土，国弘威雄的寻根情结挺重的，他在世时，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每年都从扶桑西渡，到长春来，我还陪他去寻访过他出生的老房子，启蒙的学校旧址。初时我对他的执著、热切多少持怀疑态度，安知他不是在“怀”日本军国主义之旧？
后来我改变了这看法。他热泪涔涔地谈起上“优级小学”时的中国同伴，他偷着把自己的“寿司”给中国孩子解馋，而中国同伴却因违规食用细粮而被训导官左右开弓打嘴巴时，站在一旁无法施以援手的国弘威雄哭了，直到长大成人，仍感到内疚，一再道歉，虽然这并非他的过错。他远比那些至今还把侵略修饰为“进入”，并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和阁僚们善良得多。
国弘威雄写了很多小说和电影剧本，他热爱中国文化，甚至多次讲过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源头之一。他汉语功底不错，还写过《杨贵妃》，并且搬上过银幕。
我与他交往似乎是无障碍的，逐渐熟悉、相知，便无拘无束起来，我甚至经常开玩笑地叫他为“日本鬼子”，他也不恼，往往也点着自己的鼻子自称“日本鬼子”，于是彼此哈哈大笑。这种关系应当说很融洽了，但我明白，心底还是有芥蒂的，有无法逾越的坎儿，一种潜意识的自尊无时无刻不在主导着我，嘴上说“一衣带水”、“文化同宗”，可彼此本能地不愿意承认对方优越于我。他尽管很克制，我仍能从他的表情、举止领会到富国之民的矜持，我反感自不待言，因此更不希望“家丑”外扬。
我记得，国弘威雄几乎每次过来，都拐弯抹角地表达同一愿望，想到我家中做客。中国人讲礼尚往来，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我几次去东京，都被待为上宾，先后在国弘威雄、铃木善幸、井手雅人等作家的家里做过客，吃过正宗和式餐，品过礼仪繁冗的日本茶道，我知道，那是贵宾的礼遇。
可为什么到了中国，就无法对等了呢？我可以请国弘威雄到大宾馆吃饭，却绝不能满足他踏进家门的愿望。他有种种借口，对长春的“白肉血肠汆酸菜”和“粘豆包”感兴趣，而家里厨艺才“地道”。他表示，届时带一瓶二斤装的家乡清酒前来。
在东北长大的日本人，酷爱白肉血肠喝清酒，我相信。一说起此事，当时的上级马上怀疑他这不过是借口。且不谈当年严格的外事纪律，退一步说，即使上级批准国际友人登门入室，我也会拒之门外。当然我不会伤害人家，我总能找到很多言之成理的托辞婉拒，诸如房子在装修了、妻子外出没女主人招待了等等。我婉拒后，每次都从国弘威雄的失望的眼神里读到另外两个字：怀疑。但他有修养，从不强人所难，总是一笑说“那就下次吧”，不会让我难堪。
说真的，连我也怀疑客人的动机。中国彼时穷，他这个中国通会不知道吗？一定要强人所难，有没有窥伺和嘲弄的潜意识？穷固然穷，可我不愿看到别人怜悯、轻蔑甚而是鄙夷的目光，尽管是国弘威雄这样谈得来的文友也概莫能外。在当时，这种隔膜是一座横亘在我们中间的大山。
国弘威雄当然明白，我本人就不欢迎他登门造访。他很绅士，并没有走官方程序。
而此后不久的一位美国客人的“造访”就非我之力可以拒之千里的了。上级下达命令，要单位通知我，在家里接待外宾。
那时我的居住条件已有改观，从在走廊里烧柴油炉子煮饭的筒子屋搬到了两室的红砖小楼，虽说当时那已是吸引了不知多少艳羡目光的居宅，但我明白，连一间客厅都没有的简易住房，仍感寒酸，会丢国格的。我当然不乐意出乖露丑。但既是上面下达的外事任务，便不能打折扣，必须硬着头皮照办，外事无小事呀！
为保住中国作家的尊严和面子，他们齐心协力为我在招待所布置了一个很堂皇的家，把我的书籍、日用品也搬了去。
应付倒是应付过去了，可留在我心上的阴影很长时间挥之不去。外宾从一进屋开始，眼睛就不怎么老实，百密一疏，纵然布置得再完美，也留下了漏洞，招待所的房间太整齐划一了，而且各房间一字排开，连厨房也和卧室一样大小、一样格局，我从外宾那不安分的目光和浮上嘴角的揶揄的笑，就判定，人家早已戳破了西洋镜，只是不好说破而已，至于回去说不说，那可就管不了人家一张嘴了。
除了我，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位老导演也被人导演了一回，在为他布置好的道具般的“家”里接待了一回外宾。也许因为效果不佳，也许因为出了个安东尼奥尼事件，这类“营造氛围”的戏后来就中止了。
正因为这样，我的这根神经绷得很紧。
上世纪70年代，对不怀好意的来访者防不胜防，不得不采取对策。军事禁区、重要工厂、科研部门自不必说，为了不让“苍蝇逐臭”的事件发生，我们的办法只有掩饰和限制，不让你看。于是许多地方立了这样的牌子：外国人不得超越。
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著名摄影师，原本是受欢迎的朋友，他是被获准到中国拍新闻纪录片的屈指可数的人之一。安东尼奥尼后来拍竣的纪录片叫《中国》，被我们认为相当不友善，专门展示我们的伤疤和痈疽，似乎有意配合反华宣传。我记得令官方恼火的，有这么一个镜头，在长江大桥守桥士兵兵营空地上，横七竖八地拉了些铁线，上面晾晒着战士的衣物，也有不雅的裤头，特写。
是安东尼奥尼有意暴露我们的阴暗面吗？在今天看来，这太鸡毛蒜皮了，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是生活在发达国度的安东尼奥尼，也未必不在太阳底下晾晒裤衩。
其实，我们窘迫的日子是瞒不了人的。80年代，大家出国的最大实惠是带电器几大件，这些都看在日本朋友眼里。他们帮我们挑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领我们找最便宜的市场去购物，回来进入宾馆时，又主动帮我们把低级市场的包装纸撕掉，以免叫人看不起。堂堂尊贵的中国作家，怎么会沦落到去低等市场购物的地步呢？
我们常苦笑：“日本鬼子”什么不知道？是那么好蒙的吗？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向全世界敞开了大门，外国人可以到处乱窜（恕我用了个不文雅的字眼），我们不再有意遮盖，好与坏都公布天下，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嘛，有差距正常。这一来，外国人倒极少有吹毛求疵者，倒是惊叹、赞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令世人瞠目结舌者众。
过去民间常这样形容失意者：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虽不是强者的生存状态，却是芸芸众生的一种写照。若干年前，我们的不自信导致种种顾及脸面又常常丢脸的事情发生。现在不同了，中国人可以长出一口气了。
2006年我访问南美，那时还没开通直接航线，从北京出发飞往巴西里约热内卢，必须在法兰克福换机，连等待时间在内，足足耗去40多个小时。但是，即使行路如此艰难，中国人较少光顾的地域，中国热也在升温。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业街，我们的身影一出现，立刻有一群店伙计从商铺里拥出来，拉扯着我们，争先恐后地用汉语说“你好”、“买点什么”、“大减价”……这使我倍感惊讶和亲切。商人是无利不起早的，有利则图，当年北京秀水街小贩们为兜揽洋人生意，虽然汉语都没学到家，却争相学几句洋话招徕顾客，国有别，理则一。现在连南美这样相对冷僻的角落，都开始打中国人主意了，还不是因为我们的腰包鼓起来了！
民间流行一句很不中听的话：有钱就是大爷。
这可不光是中国人的“专利”，洋人也脱不了俗。想当年我们出国时，常遭冷眼，人家总是先猜你是“雅棒尼斯”（日本人），你摇头，就次第猜你是“古锐牙”（韩国人）、香港人、台湾人……就是不往中国上猜。为什么？很简单，在他们眼里，中国人穷，出不了国，偶有个把公务出国的，也是个个囊中羞涩，几个零用钱还惦着买大件呢。
现在不同了，今非昔比，我的同胞们在国外出手阔绰，名声大噪，大把花钱，疯狂购物，被洋人视为财神。中国的人气在升温，威望在升温，国格也在强劲升温。
穷，就叫人看不起，落后就受欺负，这不是真理，却同样颠扑不破，叫你无奈。记得1986年我们中国电影剧作家访日时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一想起来就刺痛我心。那天我们已结束了访问，在成田机场与送行的日本作家告别后，正在机场餐厅用饭，忽然来了几个电器商店的人，找到我们，要求毕必成留下，悍然宣称，他不能出境，理由是，他们在结算当天账目时，发现少收了一百美元，而怀疑的目光首先对准了中国购物者。我们问他怀疑毕必成有何根据？他们说，差账这一时间段，恰好是毕必成和另外几个人付款，因此有嫌疑，我们都很气愤，据理力争，后来在日本留学并为我们当翻译的人道破了真相，在日本人看来，中国人穷，穷则志短，就有可能欺诳行骗，一出差头，首先把焦点对准了中国人，真是岂有此理！
我那时也默默地期盼着，有朝一日我有了像国外同行那样舒适的居宅，我也会充满自豪地站在门口，开大门迎客！但我的几位朋友却乐观不起来，认为我是痴人说梦。我却赌定中国会飞跃，不能再翻老黄历。那时我不敢明确地开列出改换门庭的时间表，我已从1978年以后中国大地隆隆的脚步声中产生了一种自信，这一天不远了！
我这一生，迄今为止搬过十一次家，有朋友说是“屎窝挪尿窝”，这是偏见。我从最初的无暖气、无自来水、无煤气的陋室几经搬迁，总是越来越好，从一间、两间、三间、四间到复式结构的大房子，再到今天拥有花园、草坪、果树的独座小楼，那是一步步走上天堂，是中国进步的缩影。我急切地想敞开门扉，迎接外国朋友来做客，我更期望国弘威雄夫人的到来，她将圆了她丈夫的梦，满足他的宿愿。
国弘威雄已去了另一个世界，不可能当我的上宾了，他夫人也还没来得及替丈夫圆梦，她的朋友捷足先登了，带着她的小礼物。
我很欣赏他一踏进门槛的脸部表情，用惊讶、震惊恐怕都不够，改用震撼可能更贴切。他连礼节都不顾了，忙着360度全方位录相，连卫生间也不放过。用这位友人的话来说，有点像天方夜谭，他历来不大看重官方数字，更依赖感官刺激，因为他知道，在一些外国朋友眼里，中国有进步，也不过是小有改善而已。30年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是不可能隐藏得严丝合缝的，家有几斗粮，邻有一杆秤，哭穷没用，装阔也徒劳。直到这时，他才代国弘威雄先生道出了本不是秘密的秘密：其实中国作家的生存空间如何，他不用踏进家门，也已了然，他并没有嘲笑我们的意思，只是想近距离地接触而已，国弘威雄认为我的戒备是多余的，虽然他能理解。
如今我与他阴阳阻隔，已经无法交流了，但我希望在梦中与他相见，先道歉，再告诉他我真诚欢迎他到我家做客，拿出白肉血肠汆酸菜招待他。今年的白菜是我在小菜园里种的，没上化肥、没洒农药，绝对绿色食品，国弘威雄，你放心地来吧，别忘了带一瓶你家乡的清酒。
张笑天1939年生于黑龙江，196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3年开始电影剧本创作。中篇小说《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电影剧本《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白山黑水》、《末代皇后》、《世纪之梦》，电视剧《铁人》、《太平天国》等多次获奖。现为吉林省文联、作协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