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弗兰克\(AnneFrank\),德籍犹太人,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是奥托・弗兰克\(OttoFrank\)的小女儿。纳粹德国反犹太运动开始后，安妮全家移居荷兰阿姆斯特
丹。1940年5月，荷兰被德国攻占，安妮与家人以及另外两个犹太家庭为逃避纳粹迫害躲在密室里度过了长达两年多的隐蔽生活。1944年8月4日，安妮一家由于有人密告而被纳粹逮捕。1945年3月，15岁的安妮与姐姐因伤寒死于集中营。
安妮日记从她的13岁生日\(1942年6月12日\)写起，一直写到1944年8月4日他们的藏身地被德国党卫军查抄前不久。1947年，死里逃生的安妮父亲将女儿遗留的日记出版。现在这本日记已被译成50多种文字，印刷数千万册。
安妮之家门前等待参观的人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文坛出现了不少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就其内容和艺术手法而言,都不乏众口交誉的传世名作。然而,无论从印行版本、读者数量以及影响的深远而言,这些名作都比不上一个犹太小姑娘的作品:安妮・弗兰克日记。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本日记。2009年7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35件珍贵历史文献纳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安妮日记》列名其中,备受瞩目。教科文组织指出,《安妮日记》是“全球最多人阅读的10本书”之一。自1947年发表以来,以55种语言版本在全世界发行了2400万册,成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暴行的最佳见证。
今年6月12日是安妮・弗兰克诞辰80周年。在荷兰安妮・弗兰克之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这使我回想起三次参观安妮之家的情景。
作为首次将安妮日记介绍到中国的译者,我和安妮・弗兰克的缘分已有整整50年了。1959年,我在东德一家文学杂志上第一次读到了她的日记选段。她不平常的身世,尤其是她的日记,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便将其中的一部分译成中文。1959年第五期《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我翻译的日记,读者反应十分强烈。我收到不少来信,要求把日记全部译出,以飨广大中国读者。为了不辜负读者的殷切期望,我利用业余时间把《日记》全文译成中文,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1年,出版社已将译稿审读完毕,准备发排。但没有想到,当时国内刮起一股“左”的台风使这部书稿半途而废。十年浩劫后,这部稿子由于种种原因仍然被尘封在书箱里,尽管我曾在《书林》等刊物发表评论推荐。
1982年至1984年,我获得赫兹奖学金去联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研修。1983年夏,波鸿中国留学生组织去荷兰旅游,到了阿姆斯特丹,我终于实现了参观安妮・弗兰克之家的夙愿。
安妮之家坐落在离市中心不远的王子运河街263号。这栋楼房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主楼,面向运河,另一部分是后屋,隐藏在主楼后面,四面被楼房包围。1940年12月,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购下此楼开办Opekta公司。一楼是仓库,仓库一直延伸到后屋底层。二楼是公司的办公室。从主楼进入,经过一道狭窄的木梯,来到一个小小的楼梯间。楼梯间左右两侧都有门,左边的门通向库房、阁楼和顶楼,右边的门后来改造成可转动的木制书柜。这就是后屋的秘密入口。谁也想不到,在这个不起眼的书柜后面还会有这么多房间。安妮一家人和另外4名犹太人就在这后屋楼上不足50平米的密室里躲藏了两年一个月。安妮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日记。1955年,Opekta公司迁走,这栋房子被售出,准备改建为一家成衣厂,媒体报道此消息后引起市民们抗议,才得以保存下来,1960年成立博物馆。
我在联邦德国研修期间,德国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等德国朋友劝说我再次努力使《安妮日记》在中国出版,因为它几乎在世界各国都已出版。我当时还有点犹豫不决,因为日记自发表以来其真实性一直有人质疑。如美籍学者夏志清1983年5月曾在香港《明报》撰文质疑日记的真实性,德国《明镜》周刊也曾刊登类似的文章。1983年11月,我应邀参加联邦德国文学翻译协会年会,在会上认识了荷兰著名女翻译家英格博・莱塞纳。我向她请教了《日记》的真伪问题。据她说,《日记》由奥托・弗兰克重抄并删节了一部分,因为这些片段涉及到目前仍活着的有些亲友,不宜公开发表,但《日记》决非伪造,这在荷兰是已有定论的。听了她的介绍,我才放下心来。在此期间,国内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一个少女的日记》。我找来与德译本一比,发现错误百出,令人笑掉大牙。例如译者竟把“Donnerwetter”\(天哪!\)译成莫名其妙的“雷总是要炸的”,把“肖邦”译成“乔赛”,把“里约热内卢”译成“黎俄・德・简奈若”,把“戴高乐”译成“德・高卢”,把“德文”译成“俄文”,把“芬兰”译成“荷兰”,把“五十万公斤炸药”译成“五十万吨炸弹”。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莫扎特的著名“小夜曲”\(kleineNachtmusik\)按不准确的德文发音,被译成谁也不明白的“克莱茵・那赫特玛西克”!这种史无前例的翻译质量低劣的译本,其印数竟高达十多万册。这不是对原作的糟蹋,对不懂原文的广大中国读者的欺骗吗?这就更坚定了我争取出版日记中文版的决心。1989年,外国文学出版社终于以《少女日记》为书名出版了我译的这本日记。
1991年夏,我应德国欧洲译者之家的邀请,在施特拉伦住了三个月。那里离荷兰不远。我率领全家再次去阿姆斯特丹参观安妮・弗兰克之家,把《少女日记》一本送给纪念馆。纪念馆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把1988年由Fischer出版社出版的德文新版本连同大量相关资料送给我。安妮第一次写成而未经整理的日记称为A版,第二次所写并经过整理的日记称为B版。奥托・弗兰克从A、B版中选材编成篇幅较短的一种版本,后来称为C版。全世界读者历来读到的安妮・弗兰克日记\(包括中文版《少女日记》\)就是这个版本。1988年新版本不仅包括A、B、C三个版本,补齐了被奥托・弗兰克删除的部分,使在旧版本中已有血有肉的少女安妮更加充满人性与活气,而且还收入弗兰克家族的背景资料、这家人被出卖逮捕与发配的始末、究竟是谁告密、日记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情况、日记改编成剧本及其引起的司法纠纷、对日记真实性的质疑及鉴定等相关资料,并附有大批图片史料,洋洋大观,对研究日记具有极大的文史价值。这使我萌生了翻译新版安妮日记的想法。
2006年夏,我第三次去阿姆斯特丹,发现安妮・弗兰克之家有了很大的改观。1993年11月,安妮・弗兰克之家决定扩建,1995年开始动工。除了购入与263号毗邻的265号以外,后来又新建了267号新楼,作为博物馆的配套设施。263号前屋也恢复了原貌。1999年9月28日,荷兰女王亲自为新馆剪彩揭幕。267号新楼如今是博物馆的入口,一楼是接待大厅,放映二战期间犹太人受迫害的电影。二楼辟为文字报道与照片展室。展室中几排书柜里面陈列着全球发行的《安妮日记》,有各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如今安妮之家已成为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著名的景点,被誉为欧洲十大最值得参观的博物馆之一。2007年全年参观人数已超过一百万。参观券的价格也从最初的4马克涨到今天的8.5欧元。我去的那天,天下着小雨,从远处就可看到长长的人龙。参观者来自世界各国,很多人都带着孩子。纪念馆负责人知道我是安妮日记的译者,便带领我走后门直接进入馆内,让我参观了不对外开放的部分,并翻看了许多珍贵的原始照片。离开安妮之家,在街尾拐角处西教堂边看到安妮的铜像,仿佛在大声说:“真奇怪,我还没有放弃我的全部希望……每当我仰视苍天,我就会想,一切都会重新好转,这种苦难的生活也一定有尽头,和平和安宁将重新回到世界秩序中来”,“我要活下去,在我死后也继续活着”。是的,她的声音被保存下来了,它比杀人者的嚎叫更持久,比时代的一切声音更响亮。后记:
2007年12月22日,《安妮・弗兰克日记:历史的见证》展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开幕,首次与广大的中国参观者见面。2008年5月,我在相隔17年后再次访问了欧洲译者之家,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完成了《安妮日记》新版的初译。这次我依据的是Fischer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第七版,这一版又有新的补充。1999年,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前会长、美国大屠杀教育基金会会长CornelisSujik声称他拥有奥托・弗兰克赠送给他的5页日记原稿的发表权。这5页日记原稿内容由于涉及安妮对她父母亲婚姻的批评与她和母亲的紧张关系而被奥托・弗兰克删除。Sujik欲出售这5页原稿,为其基金会筹集资金,为此与作为奥托・弗兰克继承者的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发生争执。2000年,荷兰教育、文化与科学部向美国大屠杀教育基金会捐款30万美元,2001年这5页日记原稿归还荷兰,被收进在其后出版的新版本中。2009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安妮・弗兰克基金的支持下取得大陆独家版权,出版了我翻译的国内第一个全译本。（本文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资深翻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