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北大荒的上海知青

60年代末，10多万上海知青奔向了远在北大荒的黑龙江建设兵团。

30年过去了，当年下乡到北大荒的绝大多数知青早已返回都市。然而，有近两万知青为了爱情、家庭和事业留在了这片黑土地上。在这些知青中，有近四分之一是上海人。

福前铁路的终点站叫前进镇。前进镇位于黑龙江同江市的南部，是前进农场的场部所在地。

从场部到上海知青高晓福所在的连队，走的是较宽的沙石道，212吉普不用20分钟就到了。

高晓福住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房前是小院，院里有一间仓房。房子狭小，进门是凌乱的厨房，厨房的前面辟出去一个四五平方米的小屋，屋里除了一铺炕也就没有什么了。左边有一间较大的房间，摆满了简陋而破旧的书桌板凳。高晓福的妻子在一块不大的黑板前，教9位学龄前的孩子“b—p—m—f”。

高晓福是1969年从上海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他毕业于上海的一所半工半读学校的机械专业。来的时候他才23岁，一晃他已53岁了。妻子是在他下乡后从江苏老家的农村找的，结婚后迁至北大荒。高晓福是一个老实人，日子过得十分艰辛，还未走出贫困。

他有3个子女。大女儿中学没毕业就不念了，后来嫁给了前进农场场部的一个汽车司机；二女儿在宝泉岭读中专，学暖通专业；儿子1992年办回了上海。

高晓福有许多烦心事。在上海，他除了一位姑姑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亲人了。儿子办回上海后，在家待业一年多，整天呆在姑姑家。后来，高晓福的儿子当了海员，一年四季漂泊在外，弄得高晓福夫妻的心也跟着儿子四处漂泊，不得着落。

高晓福每月能开400来元钱工资，这笔钱刚够二女儿念书。他的妻子本来是个职工，土地承包后，她就下岗了，没办法，只好在家里办了个学前班，招收几个孩子。但是每年只有在春节后办那么一个多月，开春后那些土地承包者都下地了，孩子也就跟去了。这一个多月，她能挣二百多元钱。两年前，高晓福夫妻承包了一块地，想赚点钱，没想到不仅没赚，反而赔了一万多元。

知青大返城时，高晓福是因妻子不是知青，不能办回上海，才留下来的。在北大荒这30年里，他种过地，当过司务长，喂过猪，盖过房子，还当过兽医。从1979年开始教书，现在的职称是小教高级教师。

采访完高晓福后，我又在场部采访了高晓福在半工半读学校的同学并和他一起下乡的季明霞。季明霞的境遇与高晓福截然相反，她的皮肤保养得很好，抹着淡妆，似乎眉毛也修整过。她一点儿也不像我所采访过的其他知青。几十年的岁月，使好些知青不论在衣着上还是在相貌上已被当地人同化了；季明霞却不同，她无论穿着还是相貌都很像都市里的富太太。

季明霞颇有成就感地说，他们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原，如今城市有的这里差不多全有了。1974年，季明霞与农场的一位转业兵结了婚。没想到结婚不几年，知青大返城就开始了。一起下乡的知青一个个地走了，季明霞的心也被激活了。离家10来年了，偏僻寒冷的北大荒和流淌着温柔的黄浦江，在她心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可是，幼小无知的女儿、相亲相爱多年的丈夫，这就是她的根哪！她走了，他们怎么办？最后一想，算了算了，不走了，哪儿的黄土不埋人！

1989年，她把女儿的户口办回了上海。1995年，女儿读完了中专后，回了上海。女儿回去后，在一家自选商场工作。女儿住在姥姥家里，那是一间老式的房子，只有十二三平方米，但屋顶比较高，于是从中间造出来一个小阁楼，女儿住在上面。女儿回沪后，从没回来过。季明霞多次打电话劝女儿回来一趟。女儿表示找机会回来看看。是啊，上海对于母亲而言是故乡，北大荒对于女儿来说也是故乡啊。

1985年，在场部机关当管理员的丈夫停薪留职，在前进火车站办了一家集住宿餐饮为一体的饭店，没几年就赚了二三十万元，接着又开办了造纸厂。前年，他们又把饭店的房产买了下来，租了出去。

季明霞说，将来退休后，还是要回上海的。她想等父母的房子动迁后，再添点钱买一套住房，就可以回去养老了。在北大荒干了这么多年的财会，如回去能找到工作还想干几年。

沈利琴是位圆圆的脸上流溢着温柔和贤惠的女人，她是1971年下乡的，如今已是家庭农场的农场主了。她的丈夫是位开油槽车的司机，炯炯有神的眼睛，黑黑的小胡子，有点儿像新疆维吾尔族男人。

沈利琴在家里是长女，家境也不太好，所以下乡后就没想办回上海去。与当地人谈恋爱后，她就更不想往回办了。1978年，当大批知青轰轰烈烈地返城时，她却悄悄地结了婚。

1991年，沈利琴停薪留职，租一间房子办起了个体饭店。1993年，沈利琴用开饭店赚的钱买了一片荒地，办起了家庭农场。1997年，那块地被淹了，损失了7万元，她很豁达地说，种地和炒股一样，赚了就是赚了，赔了就是赔了。庄稼不收年年种吧，种地总比干别的强。

袁小虎开的“上海风味店”是一间没有装修的低矮砖房，如果上面没有招牌的话，只能算是一间仓房。店门紧紧关着。去七星农场幼儿园打探袁小虎妻子的人回来说，袁小虎昨天骑车子回来时摔了，脸皮抢破了，不好意思出来，在家呆着呢。

袁小虎是1950年1月生的。用他的话说就是牛年的尾巴虎年的头。不知道父母为他取名“袁小虎”是不是与他属虎有关。袁小虎的家曾住在上海闸北区，老火车站边上。家里生活一直很贫困，一家7口人全靠父母每月那近百元的工资养活着。

袁小虎是主动报名下乡的，因为他不走，妹妹就得走。

袁小虎知道家境困难，组织上发的知青购买证他都没要。临离上海前，他只买了一套秋衣、一床被里被面，总共花了76元。到北大荒之后，别的知青一打开箱子，里面应有尽有，而他的箱子里只有几件带补丁的衣服。别的知青吃完饭后，边吃零食边唠嗑，他只好躲得远远的，到离宿舍较远的树林或草甸子里去转悠。

那几年，袁小虎伐过木头，盖过房子，还打过山洞。袁小虎的脑袋很活，不论木工活、瓦工活、电工活，只要他眼睛一过，就知道怎么干。

袁小虎有过好多次离开北大荒的机会，他都放弃了。1972年，团里推荐他去齐齐哈尔医士学校学习。他说，我去那儿干啥？还不如在这儿干点活呢。第二年，团里再次推荐他去上海师范学校读书，这本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不仅可以读书，还能回上海。他又说，我初中没念几天就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撵鸭子上架么？再说，上海的家里住房总共才有19．3平方米，我若回了上海，7口人挤在一间屋里，晚上还得打地铺，使得家人都不方便。家里贫穷，父母负担重，上学的话工资就没有了。于是他又没有去。

1977年，袁小虎在北大荒成了家。妻子是1959年随父母从山东来北大荒支边的，在团部的幼儿园当炊事员。

知青大返城时，妻子和朋友都劝袁小虎回去。袁小虎却坚决地说，我不回去，回去工作一时安排不了，还得靠父母养活。再说，我回去了，妻子调不去，两地生活也够遭罪的了。

1979年底，袁小虎的父亲退休前，来信把袁小虎找了回去。父亲说，全家就属袁小虎离家最远，所以把顶替的名额给他，让他办回去。袁小虎说，干脆把这个名额给小弟弟吧，他中学毕业后在家待业也不是个办法。我不管怎么说在北大荒还有份工作，有个家。就这样，那个名额就给了他的小弟弟。

1988年，因父母生病和去世，袁小虎欠下3000多元的债。为了还债，他办了停薪留职手续，借了3000元，在道边搭起了一个铁皮棚子，办起了上海风味小吃店。第一年，仅干了5个月就赚了3700元。内弟结婚时，他慷慨地拿出了3000元。第二年，他还清了债务。接下来，他越赚越多，如今已拥有数十万元存款。

袁小虎得意地说，在北大荒这么多年，先后受到过7次奖励，还当过建三江垦区的先进工作者。在他的小吃店里挂的“尊师重教”的匾也是上面奖的。这几年来，他每年都要为学校或幼儿园捐一些款。1998年，幼儿园重新翻建，他捐了1．5万元。

而袁小虎的家，却十分简陋，竟还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