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实话实说”节目，讨论了一个很新的话题，大意是著名作家贾平凹可不可以在某大学中文系做教授带博士生。问题有几分尖锐，场上气氛却充满了善意。因为是针对名人，选题的策划、节目的主持以及现场的辩论嘉宾包括贾平凹本人能来参加，都表现了“君子坦荡荡”的勇气。
我们暂且不去就事论事，单就“作家”与“学者”来看，二者的确不可以随意地等同。
作家的要害在于生活，他必须熟悉生活、感受生活、提炼生活，把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和事件用生动的语言表现出来。创作需要激情，需要使用形象思维。人物和事件在替作家说话，只要他发现生活，生活本身的深刻和悲壮足可以去感动读者，所谓“形象大于思想”。文学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较为典型的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他把资产阶级上升阶段没落贵族的腐败无奈、新生资产阶级的狡猾奸诈以及二者又争斗又依赖的心态，在“人间喜剧”中暴露得淋漓尽致，其深远影响恐怕是他自己始料不及的。
学者则需要冷静，需要运用逻辑思维，需要总结归纳的能力，也许他不必太深入生活，但是他必须广读博览，了解一个时期文学的走向、作品的特点以及创作与各种时代因素的关联等等，还必须明白前人的各项研究成果，做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及成熟地思考后产生自己的学术观点，经过这些浩繁的思维工程，最后付诸文字。
总之，“广义的文学”是一个大文学感念，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是两个不同的门类。当然文学的大家可以两者兼顾，前辈如沈从文先生、钱钟书先生；后生如余秋雨先生……
在文学的圈子里做学问，更需要耐得住寂寞，因为研究者不会像作家可以一夜成名，家喻户晓，名利双收，有些学术著作集作者毕生心血却因销量问题而难于出版。而文化领域的研究又不像实用科学的研究，可申请专利，转换成经济效益。所以，对于文化的研究者，令人更生敬意，他们必须超越“利”的诱惑，超越枯燥和繁琐而醉心于“学”的快乐，没有大境界是难以做到的。
这样的文化学者，我有幸采访到几位。
曹靖华先生，当年89岁。一个极为简朴的家。他已不能亲自写作，但是正在出版的译著文集400万字，需亲自校订。女儿曹苏玲拿出一叠牛皮纸信封，全是别人来信的信封拆开翻过来糊上准备再用。她说，这是父亲的传统，我家几十年不买信封了。
俞平伯先生，当时86岁。其家简朴而非常洁净，女儿俞成说，父亲一生埋头学问，淡漠名利，很少接待来访者，不喜出头露面。但是每天必须读书，不时作些记录，他仍然关心红学研究，提出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研究《红楼梦》。当时他的《论诗词曲杂著》《旧体诗钞》正在出版。
沈从文先生，当年84岁。虽然是刚刚分到新居，陈设依然简陋，清秀典雅的沈夫人接待了我。沈老已经半身不遂，他请人做一个放书的木架，置于床上，以便一只手翻书用。他于50年代停止了文学创作，专心研究古代物质文化史，他的半生研究成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在香港出版，并作为国礼由国家领导人送与里根总统、日本天皇等。
骆宾基先生，当年近70岁。他的家给我唯一的印象就是满眼的线装书。他潜心研究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字，当时刚出版《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左传新解与古史新辩》。集30年研究成果，历时14年写成的50万字《金文新考》已完成。有人不理解他：“不如搞创作吧，见效快，好发表，又省力。”
对这些学者的拜访，让我思索一个问题：投身这种“宁静而致远”的生活，与他们的学问和修养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书中黄金让他们超凡脱俗了吗？傅雷先生年轻时在他的一本传记译著的前言中提到，超脱现实的痛苦，或者是天生的弱智，或者是看透本质的大智慧。我以为大学问家隐入书海不能理解为一种“逃避”而是一种“超越”。
当然，回到开始的话题，作为必须深入生活的作家，自有作家的悲壮，因为他必须比常人更多地考察并承受现实的重负。作家与学者，用力的支点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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