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绵绵，玉石琅琅，漫漫长路上的驿车和如流的驼队，从鸣沙山前走过。汉代的鸣沙山没有留住历史的文明，还只是荒凉的沙丘；月牙泉的诱惑，也只是因为长途跋涉的行旅，在这里补充淡水；至于莫高窟，当时还是一座未开垦的童山，在这条路上，更多见到的是升腾的狼烟和疾驰而去的军旅。战争和丝绸、玉石搅在了一起，人们无暇顾及丝绸、玉石的艺术价值，作为商品，它们也不是战乱中的百姓觊觎的财富，或者，人类文化艺术的蒙昧并不完全和经济的繁兴、军事的强盛相平衡发展，有时甚至相反。
当东方黎明的时候，西域古道东来的驼峰上并非都是昆仑玉石，商旅之中，偶尔也能见到诵经的僧侣。
同商贾目的不同，僧侣是无处不去的云游者，他们视丝绸、玉石为身外物，而又不得不仰仗商人的物品，否则，他们无法逾越荒漠设置的天然屏嶂；无法在异国他邦阐释教义，可以说，早期流入中国的佛教，是与丝绸、玉石贸易同来的。
最初的僧侣是何时流徙到中原的，尚不清楚。有资料表明，东汉之初，僧侣们的足迹已经到达了当时的洛阳，他们以方士的身份客居在皇亲宗室门下。于是，出现了道、佛，铸于一炉的现象。
东汉中期，当时的佛国贵族王朝正在发生一场宗教内的流血战争。硝烟中异端教派被逐出了佛门，一群衣衫褴褛的虔诚佛教徒形同乞丐，他们除了宗教信仰外一无所有。为了寻找东方乐土，他们踏上一条艰辛的道路，生死两茫茫。玉石在玉门关需要交纳关税，而僧侣们却不纳分毫。
汉代，僧侣在中原是失去佛国庇佑的难民。他们的命运随着当时社会的动荡而沉浮。中原的文化气候和机缘适宜时，他们便接踵而来；受挫时，他们就停伫在漫长的传经路上，而敦煌就是僧侣躲避风险的港湾。
好在当初汉武帝设置敦煌郡，注重的是军事战略和贸易交往的需要，空白的精神文化正好由僧侣们填充。
在敦煌，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流，形成了交融的漩洄，敦煌仿佛是一个巨大的溶洞，不露声色地使喧嚣的激流安静下来，让湍急的浪涌化解成平静的涡流，并将悬浮的沙尘沉淀下来，之后，徐徐释放出过滤的水流。敦煌让匆急而来的西方僧侣和乘兴而来的东方方士，在敦煌的文化流前交汇，他们是敦煌的过路客。可以说，早期的敦煌文化是过路者带来的过路文化，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罕见文化现象。
历史中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一位僧侣赫然显名，这个人就是乐樽。
公元四世纪末，不知何种缘故，令这位辗转而来的僧侣，伫足鸣沙山东端。或许是因为他在敦煌盘桓游移时，发现敦煌荟萃的东、西文化而无意东去。于是，乐樽在敦煌成就了他名累千秋的业绩。
岁月荏苒，弥天的风沙一次次把困在荒漠中的僧侣吹到了鸣沙山，鸣沙山留下了过路的僧侣们开凿的一排排窟室。那里面，精美的线条和绚丽的色彩，装饰着佛教徒心底最神圣的佛像。莫高窟，从僧侣的驿站，变成了佛家的圣地！
的确，莫高窟美仑美奂的绘画艺术，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精神享受，人在其中，甚至会不由自主地跃身于色彩斑斓的壁画中，沿着溢香的曲径走向佛国净土。但我也看到了壁画中的平民，以及被超度的那些虔诚工匠面孔上未能褪尽的忧郁和苍凉。人们永远不会从大慈大悲的菩萨颜面上看到痛苦，而芸芸众生的脸上也不会抹去木然，这，也许就是画卷中佛与众生的区别……
揖别敦煌，我也是匆匆过客。走过的路，风很快抹掉，抹掉的不仅是路，还有路上的我。我没有听到秋晖下鸣沙山的鸣响，也没有幽怨羌笛送我西出阳关；几围枯木，寒鸦噪秋，这情景倒真让人品味到肠断天涯的滋味。
我曾受人教诲把卷习经，但因深奥而不得要领，像是被功课累赘的学生，但我仍然走在西行的路上，暗自祈祷：我要体验西渡流沙的劫难，做一回虔诚的苦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