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月4日，父亲来看我和妹妹李讷学滑冰。
江青是1937年末来到延安的，1938年与爸爸结婚。关于她的情况我不想多说了，至于她在上海的演员生涯以及后来嫁给爸爸的情况很多人耳熟能详。
上一代人的感情纠葛已是历史，我并不在乎她是我的后妈，甚至我也不在乎她对我如何如何不好。
作为下一代人，我只关心她和我爸爸之间的事情，作为爸爸的夫人，她应该给爸爸带来幸福，最起码能让爸爸在晚年感到充实，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爸爸娶江青时，45岁，那时江青24岁。婚后不久，江青从鲁艺调到了爸爸的身边，任军委档案秘书。听爸爸说，他们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住在三口新窑里。窑洞在山脚下，砌上了石头，刷上白灰。窗门是木制的，糊上纸，可透进光线。门外有一小块碾过的地，摆着简单的桌子、石凳。三间房分别为起居室、爸爸书房兼卧室、江青卧室。地上铺砖，桌椅是木料的。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灯。
开始爸爸和江青过着平常的生活。
江青的主要工作是照料爸爸的饮食起居。不久李讷妹妹出生了，江青几乎不露面了。
在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10年里，江青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活动，她只在党内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1950年7月11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是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江青挤进去，当了个委员。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报上只见她以“李进”之名出现过两次。一次在1951年5月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时候，《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了一个武训传历史调查组，组长袁水拍、冯牧之等几个人，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列于其中。又一次是1961年9月9日爸爸写的一首七绝中，题目是《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963年公开发表。
江青喜欢搞摄影，这项活动是从1949年夏在苏联养病时开始的。1971年七八月合刊的《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同时登出她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总题的13张摄影作品。
新中国建立后前几届全国人大或政协会议，江青都不是代表或委员，一直到1964年召开的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团里才出现她的名字。
江青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她以治疗为名，曾前后四次去过苏联，而回国后，一直巡回于全国各大城市之间。
我初到爸爸身边时，正好是江青第一次从苏联回国。这次去苏联除了查病外，还带了李讷去割扁桃腺。回国时，正是秋天。
1952年，她去了苏联，这是第二次赴苏，因为参加了武训历史调查下乡两次，把她累坏了，得了胆囊炎，去苏联做引流手术。1953年返回国内。
1955年7月，她第三次赴苏。
总之，她曾四次去苏联。在苏联除了住医院和疗养院外，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里。随行的有医务人员、厨师、警卫员、司机等。休养的日子里，她主要是看欧美电影，或叫人陪着打牌或跳舞。她吃腻了俄国菜，就要从中国国内用专机运蔬菜去。然而，她还不称心，认为长久以来没得到苏联高级领导的接见，是对她的不尊敬。
这时，江青在苏联开始从事外事活动。刘少奇访苏时，苏联方面为了表达对爸爸的尊敬，也请她参加了会见。那一年10月，爸爸访苏，准备向斯大林送一些寿礼，礼品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去办理，但江青瞎指挥，她提出，一定要带山东特产。于是，除湘绣、瓷器、茶叶、竹笋外，大白菜和大萝卜几乎占了一车皮。
从此，江青开始露出了她介入政治的兴趣。至于她好享受，在全国各地造“行宫”的行径就不用说了。
1954年的9月中旬，她曾忽然来到《人民日报》，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从爸爸那里听来的消息：爸爸十分赞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即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全文。
周扬并没把这个意见放在眼里，根本没有刊登。
10月16日。爸爸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署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息》，支持了李希凡、蓝翎。并指出，有人要求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但未能实现。
江青胜利了一次。
1955年到1962年，江青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两个空衔，实际上一直休息。
1961年，爸爸写了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963年公开发表后，成为她进军政界的资本。
1962年4月，她约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然而，部长们并不在意她的警告。
这时，上海的柯庆施发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江青大喜过望，就跑到了上海，表示支持柯庆施。
1965年，江青与柯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不久，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这项活动是江青秘密策划，并没得到爸爸批准，但她口口声声地说得到了爸爸的允许。
江青已深切地体会到借着爸爸的威望，她可以为所欲为。
后来爸爸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时，说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狂波巨澜，成了“文革”的引爆点。
1966年5月4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通过了成立“中央文革”的决定，江青成了副组长。1967年，随着人员的调整，“中央文革”成了王、张、江、姚的天下。
应该说，“文革”的前期和中期，爸爸对江青还是比较信任的。正因为如此，在1969年“九大”时，江青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是，林彪事件出现后，爸爸对江青一伙失去了信心。
1973年，爸爸重新启用了邓小平，让他分担周恩来总理的工作。邓小平的复出对江青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1973年3月，政治局开会讨论派谁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根据爸爸的意见，决定让邓小平去。而江青坚决反对。
江青这时已不再顾忌爸爸了。
知道这一情况后，爸爸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3月27日
爸爸这时开始直接批评她了，并对她越来越不满。
第二年，江青要见爸爸。工作人员通报后，爸爸并不同意见，只让人带出一封信。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81了，也不体谅，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1974.3.20
这几年里，爸爸已不再愿意见江青，因此他规定，见他必须事先同中央办公厅申请。
爸爸已经伤心了。
一年前，江青被批准来见爸爸，没想到她是为了要钱，爸爸给她3万元。爸爸伤心地流下了眼泪，他悲凉地说：“她看我身体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要夺我的遗产稿费了。”
江青对爸爸一点也不关心，甚至都不了解爸爸的病情。
当她知道爸爸病了以后，就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她还说爸爸身边工作的人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作为爸爸的女儿，我为爸爸感到凄凉。应该说，身为毛泽东主席的夫人，又是政治局委员，她应该为爸爸健康付出辛苦。她非但不如此，还给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扣上这样令人心寒的帽子。
1974年7月17日，爸爸主持了政治局会议，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公开批评了江青，并点了“上海帮”的几个人。10月4日，邓小平出任了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的女皇梦开始进入破灭的境地了。
在爸爸的生活里，江青是什么呢？
在爸爸的晚年里，她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对爸爸尚且如此，妈妈的境遇就更不用说了。
妈妈在上海一直没有安排工作。江青开始四处造谣，诬蔑妈妈没有文化、不懂政治，是精神病。后来干脆让人把妈妈看起来，不许任何人接近。记得有一年在青岛，我陪妈妈在那儿疗养，不巧江青也来了，我们就必须走开。
在我和妈妈、爸爸的关系上，江青一直是一个沉重的影子。
爸爸怎能不在孤独中度着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