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集团信息执行总裁赵勇 
就在赵勇辞职一事引起轩然大波之际，长虹集团高层又爆人事大变动：据媒体披露，集团战略执行总裁袁邦伟以“身体不适”为由，于4月16日向四川省政府及绵阳市政府递交了辞职报告。此间舆论认为，至此，由倪润峰复出后精心构筑的集团领导核心结构体系已瓦解，长虹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的发展阶段。
关于倪润峰的隐退和复出，舆论和长虹曾给出种种解释和推测，一种说法是由于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之间由于存在重复资源浪费、产业发展不均、资产划分不清、投资方向各异等矛盾和摩擦，影响到长虹的发展，倪润峰是出来压阵的。倪也曾称其复出的意图是为打造“百年长虹”，确保本世纪初叶进入世界500强。
一种更为权威和深刻剖析的结论认为，长虹的一系列人事变更，离不开当地政府的背景，均是一种政府行为，谁上谁下，主要取决于政府。长虹内部某负责人曾评价说：“政府既然想把企业搞好，就应放手让企业去干，而不是对企业的任何行为都留有一手，横加限制。”
据报道，长虹的工业总产值占四川省的7％，利税每年超过绵阳财政总收入的50％以上。1998—1999年，倪润峰错估形势、经营失误，利税锐减，影响到四川工业的整体地位，直接导致他的隐退。2000年赵勇上任后，虽然消化了库存并重新夺回市场份额，但并未对全省GDP的增长带来多大改变。倪润峰遂再次现身前台。
倪润峰“复出”之初，业界和传媒曾以冷峻的口吻告诫，倪若不对过去的做法进行反思，对整个家电业将是新的灾难。两个月后的4月10日左右，当失去实权的赵勇打破沉默提出辞职时，人们发现，倪润峰的经营战略并未改变，他与赵勇“争执”的结果只能是分道扬镳。
有分析指出，倪、赵分歧的焦点主要是经营思路和战略上的不同，倪润峰倡导价格竞争策略，赵勇则看重技术创新。二人权力的更迭，实则是两种经营路线的激烈对撞。
赵勇致力于做“新时期的新兴企业家”，他坚持利润第一，重视技术创新。在科研队伍中设立了600万元的“总经理奖励基金”，大幅度提高技术人员的待遇，最高涨幅高达6倍。从市场上看，2000年下半年长虹推出新品的速度加快，销售看好。然而，赵勇选择的路线无疑是艰辛和漫长的，短期内对地方GDP的贡献难见实效，也不易遏止长虹两年来的颓势。8个月后，赵即被逐出权力中心，没有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倪润峰一直倡导以规模和价格作为主要竞争手段，凭借长虹在资金和规模上的优势，挤压竞争对手。业界权威人士认为，目前国内彩电业缺乏完善的退出机制，只以价格策略打垮对手不容易。而且在其他彩电企业的联盟策略对抗下，长虹的扩张策略屡屡受挫。
值得一提的是，据报道，去年，就在国内企业大打价格战之际，几年前被逐出国土的洋彩电挟技术优势卷土重来，索尼、松下、东芝等销量都在百万台以上，市场份额提高20％。可以说，走技术之路还是走价格之路，将决定中国彩电业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赵勇的辞职还算是“正常的人才流动”，袁邦伟撤离长虹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与1993年才进入长虹的赵勇相比，袁邦伟在长虹已工作30年，是长虹历史演进的重要见证人。袁一向“为人和善”，能力和业绩有口皆碑。特别是他对倪润峰一直心怀敬重，曾郑重表示“倪总个人的能力是企业的主要动力”。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袁邦伟决心离开长虹，目前尚不清楚。然而，透过长虹近期的人事剧变，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渐出水面，令人深思。
有分析文章指出，这一切皆因体制弊端所致。与商业环境成熟的企业相比，产权关系不透明、治理结构不合理的企业其走向及数万职工的生存寄希望于寥寥几个实权人物乃至总裁一人，高度人治的结果是权力的过分集中。另外，企业除了要面对经营决策之难外，还得应付上级职权部门的权力挤压。重重羁绊之下，“内耗”不断，矛盾频发，人事地震也就在所难免。而现代企业内部的矛盾一般应通过严格的公司章程或司法途径得到消解和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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