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和孪生的哥刚满7岁。
姐姐一手拉着我一手牵着哥，去家附近的小学报名读书。我和哥同样的个头、着装、发型，甚至连说话语气都酷似极了，引得一群带孩子来校报名的家长不停地侧目回望。
开学了，全班50多名新生，都是男女生共桌，唯有咱哥俩与众不同兄弟同桌。不知是班主任老师刻意安排，抑或是想让咱哥俩形影不离永不分开，成为班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这样的结果，常令老师同学分辨不清谁是哥哥谁是弟弟。碰上叫哥俩中的一个人上来演板，举手回答问题，总是按座位左右两边的位置分开来称呼“坐左边的那位”与“坐右边的那位。”班上有一对孪生兄弟同桌，同学们的生活仿佛也增添了些许兴致。
兄弟姐妹多，家庭条件不可能宽裕殷实，父母没更多的余钱，把哥俩“包装”得帅气英武。“穷人家人穷水不穷”，这是一手哺养我们兄妹长大成人的外婆，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让我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常换常洗衣衫的良好习惯。母亲、外婆替我俩常洗常换，哥俩总是人前人后保持着一种整洁清爽的形象。
放学回家，常与哥闹得不可开交。收拾停当碗筷，吃饭用的大饭桌，铺上一层厚实的牛皮纸，成了姐弟三人共有的课桌。姐在一旁不时地为我俩释疑解惑充当先生，从小好动的我，总是坐不住，一会拿起哥的橡皮擦，一会又从文具盒中抽出哥削好的铅笔，胡乱地在纸上涂鸦。这些小动作做多了，常被姐严词呵令搬着小板凳，坐到盛米的大水缸边自我反省，这时盖水缸的圆木盖，就成了我临时的课桌。如此待遇，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好得不得了，好事情一桩接一桩。参加红小兵组织、当班长、上台演讲，赢得老师同学满堂喝彩。开家长会，父母总是被邀请到前排就座。
文革中期，平静的校园，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满耳充闻的是“复课闹革命”，批判师道尊严，争当革命小闯将，诸如此类的红色口号。红宝书老三篇，成了小学生每天必读的政治课，学工、学农，开门办学走出校园，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哥俩和同学们的好学热情，受到遏制。
胸前的红小兵证章，陪着哥俩长大，见识了那段无书可读的日子。一转眼5年小学生活结束，当哥俩开始进入变声期，喉头结变粗，下巴间长出密密麻麻的胡须时，我俩已双脚踏进中学门坎，由不谙世事的少年读书郎，悄然成为多愁善感的男子汉。韶光易逝，岁月难留。被时间之手抛洒于童年岸边的那些小矛盾、小惊喜、小快乐，木版画一般镌刻脑海，历经生活变迁洗礼，愈发显出其挚朴率真可爱。
同桌的哥俩，一同走过的日子，且让它在记忆中昔日重来，常忆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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