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共20人参加的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只剩下了一位支持者，陷入空前孤立。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博古作正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李德、博古。
随后，又出了一个和博古报告观点相反的“反报告”，这便是张闻天的发言。杨尚昆回忆说：“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3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张闻天在发言中，点名批评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使会场群情激愤，积压已久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怒火迸发了。
王稼祥是坐着担架去开会的。他在毛泽东长篇发言后，立即表示赞同、拥护，并郑重提出：李德、博古的军事领导权必须让出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同志来领导和指挥。他的发言，是对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几十年后毛泽东还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会议前后开了3天。会上争论激烈，会下也有人四处活动。聂荣臻回忆说：“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作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凯丰（何克全）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凯丰是惟一支持博古、李德的人。陈云手稿中写道：“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他还在会上攻击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说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除凯丰支持博古、李德外，其他的人全部支持毛、张、王的意见。朱德向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左”倾中央领导人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了根据地。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在当时可以说是举足轻重。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人团”成员之一，在博古、李德已无法领导时，实际上成为党内的最高领导人。会后，毛泽东在同红一师师长李聚奎谈起遵义会议情况时，强调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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