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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悔的岁月

2001-10-09 来源:生活时报 浦代英 著 我有话说

卓琳三姐妹的故事

姐姐浦代英(作者),大妹浦石英(雷迅),小妹浦琼英(卓琳,后来成为邓小平夫人),走出云南巨贾家庭,走向了革命……

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记载了这些岁月……

红军大学

红军大学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为了培养抗日军政干部而兴办的,最初的校址设在子长县的瓦窑堡。在红军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是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黄埔的学生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瓦窑堡的学生要领导第二次大革命。

红军大学由毛泽东亲自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罗瑞卿、周恩来、杨尚昆等都是教育委员会的成员。毛泽东点名罗瑞卿任教育长,他自己和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荣桓、董必武等担任教员。

红军大学第一期共分三个科,第一科主要训练团以上的高级干部,第二科训练营、连干部,第三科训练班、排干部。

1937年1月,红军大学随中共中央迁到延安。3月2日,第二期学生入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说:红军大学要像一块磨刀石,把小资产阶级的那些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意识统统磨它个精光,把自己的学生变成一把把雪亮的利刃,去创建新社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期分为两个部,即大学部和附属步兵学校。大学部设在延安,步兵学校设在甘肃庆阳。

我进入红军大学就读的就是第二期的大学部。

这一期的大学部共分为14个队。其中第一、第二队为红军团以上干部。他们中较为著名的有陈赓、罗炳辉、胡耀邦、何长工、杨得志、康克清、邵式平、乐少华、倪志亮、余秋里、张政、姬鹏飞等;第三至第八队为红军中的营、连干部;第九至第十四队都是各地来的青年学生。

我在第十三队。

十三队大多是从蒋管区来的知识分子,有党员,也有非党员。那时我学习是在十三队,住宿在女区队。女区队是女同志集中住宿的地方,她们当中有贺子珍、康克清、张瑞华、贺老总的夫人等等。康克清是女区队的队长,我们大家都管她叫“康大姐”。

我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校长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傅钟,训练部长刘亚楼,教务部长杨立三,罗瑞卿还是我们的教育长。

我们在红军大学学习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近代史、时事课、辩证唯物主义和军事战术等。有的红军干部因为文化低,还要学习一些文化课。学期一般是8个月。

在我来到红军大学之前,毛泽东曾经到红军大学讲过课,讲的就是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辩证唯物论》。可惜的是我来得晚了一些,没有亲聆他的教导。后来,毛泽东工作太忙,就很少到红军大学来讲课了。

我刚到红军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摆脱过去的学生装束,头上扎着一条发带,一看就是一个城里来的学生。由于住在一个院子里,我们这些新来的女学员和老同志也很熟悉了,有时候还一起散散步、谈谈心。有一次我和康克清大姐走个正面,她显然是注意到了我的与周围环境很不谐调的发带,就拉住我,要和我遛达遛达。

我们顺着延河慢慢地走。康大姐问了一些生活上习惯不习惯,学习上有没有新的收获之类的话。我很信赖康大姐,对她说了很多心里话。康大姐一直认真地听着,不时满意地点点头。

她鼓励我:“你的确是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为你感到高兴。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像样的革命战士。”

我的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临分手的时候,康大姐仿佛才发现似的,问我:“你这种发式还是在北平留的吧?”

我说:“是啊。”

康大姐缓缓地说:“你把这个带子解下来吧,我们这里不兴扎这个。”

这时我才意识到康大姐是在婉转地批评我。

当天晚上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剪掉了,留起了当时在延安流行的短发。我在昆明昆华女中任义勇军救护队班长的时候就留过男式短发,到北平后才又留了长发,早知道这样,我应当在来延安前就把头发剪短。

在那样的环境里,大家都衣着简朴,风格统一,任何奢华都是多余的。

还记得第一次给我发军装的那天,我兴奋了好长时间。那虽然只是一身青灰色的粗布衣裳,但我用手抚摸了不知多少遍,那闪闪的红星,那鲜红的领章,令我如醉如痴。我在心里说:“我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身军装我会穿一辈子的。”

红军大学的生活是完全军事化的,我们早晨起床,晚上入睡,都得服从号令,非常严格。每天晚上,熄灯号一吹,大家就得躺下,早上,起床号一响,都得马上起床。

那时,我们这些学员都是住在窑洞式的房子里,通常是七八个人共住一间。房子里有一张土坑,土炕三面靠墙,睡觉时,大家都是头朝外脚朝里的,非常整齐。

我们每天早晨都要上操。按照要求,起床号吹响以后,必须在半小时之内做完穿衣、叠被、洗脸、上厕所等事情,同时还要打好绑腿。康大姐对我们要求很严,衣冠必须整洁,被子必须叠成方方正正的八角形。这些对我们来说都不算太难,最让我们头疼的要算打绑腿了。长长的一条绑带,必须整整齐齐地成人字形绑在腿上,这对于我们年轻学生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没有灯光、时间极紧的情况下。最初,为了抢时间,我们完全顾不得队长教授我们的方法,手忙脚乱地把绑腿带裹在腿上,就往操场上跑。跑着跑着,胡乱缠在腿上的绑带就纷纷脱落了下来,成为地地道道的“绊脚带”了,有的同学甚至被绊倒在操场上。可以想到,我们挨过了不少批评。后来,不知是谁发明了一条捷径:每天早晨起床号还没吹的时候就先把绑腿打好,然后接着睡觉。这样,等起床号响了,就有充裕的时间做其他的事了。这一方法迅速在我们几位新来的同志中普及开了。康大姐知道后又把我们批评了一顿。为了使我们认识到绑腿的重要性,她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打绑带是为了避免行军时血管扩张。经常走长路,血液容易下垂,不打绑带就会造成腿血管破裂。作为战士,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紧急情况发生,我们现在出操就是要训练大家应付紧急情况的能力。你们这样敷衍了事,遇到实际情况,受害的只会是你们自己。”康大姐的话使我们很受感动,从此我们狠下功夫,终于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打好绑腿了。

七·七事变后,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学员增加了不少。由于来抗大的青年学生多了,抗大的校舍越来越拥挤。为了解决师生的住宿问题,也为了培养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劳动意识,1937年10月,教育长罗瑞卿率领大家自己动手在凤凰山上开挖窑洞。大家先把土山的一边劈平整了,然后再往里挖。为了正确地把握土质的软硬,学校请来了当地的老农当参谋。开工的时候,男同志抡镢头,我们女同志帮着推土,1000多名教师学生一齐上阵,工地上的场面异常壮观。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劳动,沿凤凰山山坡上共挖成了窑洞175孔,比原计划超额完成了25孔。我们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使得大家上上下下都能自然畅通。我们的劳动解决了自己的燃眉之急,也创造了一项教育史上的奇迹。每当夜晚来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宛如城市高楼。见到此情此景,当时到过延安的国际友人斯诺和史沫特莱都情不自禁地著文称赞:这真是古今中外都未曾有过的“窑洞大学”!

毛泽东非常重视抗大的教学,他亲自为抗大制定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还为抗大规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八字校训。

当时整个延安都是这样,大家平等相处,团结互助,没有人抱怨生活条件的艰苦,没有人怀疑革命的前途。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使得人们纯洁而又乐观。

当然,随着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增多,他们在和老同志的接触过程中难免也会发生一些摩擦。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由于长期生活在一种陈旧的文化氛围里,沾染了不少小资产阶级的低级情调,他们到延安后要真正地完成世界观的转变,还必须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另外,有些老同志也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糊涂的认识,也需要慢慢地纠正。记得有一件事情在当时引起过很大的轰动,这就是有名的黄克功事件。

黄克功是一位红军干部,他15岁参加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为革命屡建战功。他当过某团的政委,当时正在抗大学习,还担任了第六大队的大队长。学习期间,他和陕北公学的学员刘茜产生了感情。本来,他们之间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但不久刘茜突然变卦了。这在那时是很普遍的,不少知识女性不愿意嫁给工农干部,嫌他们不够诗意。散步的时候,知识分子说:“月亮真美,圆圆的挂在天边。”工农干部就会说:“那有什么好看的,月亮不就是月亮吗,圆圆的像块烧饼。”这就扫了知识分子的兴,两个人肯定要分手。黄克功接受不了分手的打击,情急之下丧失了理智,于1937年10月5日在延河边开枪打死了刘茜。

这件事情发生后,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我们学校里也组织了学生进行讨论:到底应该如何处置这件事情?我们讨论得很激烈,记得当时的主要意见是:黄克功毕竟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过去还是有功的,人才难得,应该对他进行教育,让他到前线去立功赎罪。但上级领导没有这样做,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处死黄克功。毛泽东在给边区高等法院的信中说:“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和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10月11日,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在陕北公学召开公审大会,数千人出席了大会,会上宣判了黄克功死刑,并宣读了毛泽东的信。枪毙了黄克功后,很多学生都流下了眼泪。从这件事情中,大家清楚地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公正和廉明,更加坚信了只有共产党和她领导的革命军队才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这件事情消除了知识分子的疑虑,更加彻底地促进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红军的融合。延安是一座熔炉,革命的熔炉,它能够熔化掉任何消极落后的思想,使得投奔到这里的人得到锻炼,变成合格的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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