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姐妹1936年冬于北平（自左至右：雷迅、卓琳、浦代英） 
姐姐浦代英（作者），大妹浦石英（雷迅），小妹浦琼英（卓琳，后来成为邓小平夫人），走出云南巨贾家庭，走向了革命……
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记载了这些岁月……
我和乐少华结婚之后，组织部给我们在杨家岭分了一孔土窑洞。这孔窑洞既是我们的家，又是我们的办公室。陈设是很简单的：里面是一张土炕，靠窗的地方，放了我和乐少华的一张办公桌。
我们右边的窑洞是档案室，再往右住的是李富春、王鹤寿，下边的窑洞住的是陈云，因为是邻居，大家天天都能见面。
陈云不太爱说话，他为人处世比较谨慎细心。不过，在我和乐少华刚刚结婚的时候，他还是和乐少华开了个玩笑。他说：“好啊，乐少华，你这个穷小子找了个富老婆，你可得当心啊。”说得乐少华在一边傻乐。
陈云那时身体不太好，于若木被安排去照顾他，后来他们就相亲相爱结婚了。
他对人说话诚恳，当时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有了什么事情需要我办理的时候，他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对我说话，从不盛气凌人。
与陈云相比，李富春要活泼多了。他喜欢开玩笑，人也热情开朗。
我生了黎男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都很瘦，那时候孩子长得倒挺胖的，李富春见了，有话说了：“哎呀，你这个妈妈，我不相信这个娃娃是你生的，你这么瘦的人，怎么会生出这么胖的娃娃来呢？”
乐少华是宁波人，有很重的宁波口音，他叫黎男总是叫“小尾妮”，李富春听了，以为我们的孩子叫“小毛牛”，从此，见到黎男他就叫“小毛牛”、“小毛牛”，以至于后来“小毛牛”成了黎男的小名儿了。
从我们的窑洞往后不远就是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刚到延安时，在枣园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就搬到杨家岭来了。那时候的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都在离杨家岭不远的王家坪那边，与毛泽东联系很方便。我经常看见毛泽东到河边去散步，他一个人边走边思考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的威望很高，但他和江青结婚却是让大家不能接受的。老干部们认为江青政治上不成熟，怕日后会影响毛泽东的工作，一般的群众则觉得江青太轻狂了，和延安的作风格格不入。那时候，江青总是把自己的头发留得长长的，披散在背上，穿一身与众不同的衣裤，她还经常骑马招摇过市，我们对她的行为都很反感。
在我们家里，乐少华和我相处得非常随和。平时，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我很难分清哪些是夫妻之爱，哪些是战友之情。在生活上，我们是夫妻，我们相濡以沫，都把对方放在心灵间最重要的地方，共同为我们这个家尽着自己的责任；在工作上，我们是同志，我们相互帮助，心中有同一种信念，同一个理想，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共同奋斗。
乐少华实际上也具有知识分子的情趣，他念念不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时的读书生活，给我讲过很多的见闻，给我复述过很多他读过的书中的故事。他说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更长的时间在那里学习。他因家贫，幼年没有学习的机会，他现在的文化还是参加革命后学的。他说他恨不得一口气读20年书，把天下所有的好书都读遍。但他不可能实现这一理想，用他的话说：“中国还没有解放，这当然仅仅是说说而已。等到我们把中国解放了，我们真正当家作主了，再好好读那些书吧！”他接到回国的命令后，一天也没有耽误，就马上返回了国内，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乐少华人品正直，性格朴素。1942年延安整风以后，他主动申请到基层去锻炼。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陈云同志，副部长是李富春同志。陈云同志认为乐少华有工作经验，党性也强，还是留在延安为好，不主张他到基层去。乐少华几次去找陈云，申述他要到基层去工作的理由，陈云没办法，只好同意了。中央组织部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批准他到安塞县的茶坊兵工厂任厂长。
茶坊兵工厂离延安20多公里，不是特别远，所以我的工作没有动，他只是一个人去了那里，我和孩子仍然住在杨家岭。
茶坊兵工厂是延安最大的一个兵工厂，是一个叫沈鸿的人在那里搞起来的。这个沈鸿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沈鸿是浙江海宁人，1906年出生。他幼年丧父，童年生活是很不幸的。13岁的时候，他只身来到上海虹口区的一家布店当学徒。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当着学徒，却对附近的一家小五金工厂的机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有空儿就往那里跑，蹲在机器旁边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想弄清那些机器的工作原理。而最终的结果是，他真地把那些机器琢磨透了。当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之时，受此影响，他萌生了工业救国的思想，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点儿事情。
后来，他离开了那家布店，从布店的同事和亲友那里筹措了5000块钱，也开办了一家五金工厂，取名为“利用五金厂”，生产“利用牌”弹子锁。
“利用五金厂”生产的弹子锁以其过硬的质量和灵活的销售手段很快在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生意越做越大，工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还扩大了生产范围，由单纯的制锁发展到兼生产其他工业制品。这是“利用五金厂”的黄金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沈鸿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掠夺，把一部分机器和工厂里的7名工人一起带到了武汉，想在那里尽一份公民的爱国天职。但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不敢调动民众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他的种种努力置之不理，工厂一直没有开办起来。
这时候，有一个好心的朋友建议他找一下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看可不可以得到支持。结果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的：八路军办事处非常重视他要办厂这件事，建议他把工厂建立在延安，并答应协助他把机器运送到延安。沈鸿报国有门，自然是十分兴奋的，很快就做好了出行的准备。从武汉到延安，带着那么沉重的机器设备，又是在战争年代，读者完全可以想像他们要经历多少艰难。但是，他们终于到了延安，到了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地方。
起初，兵工厂建立在延安南门外的柳树店，后来才迁到现在的地方。
乐少华到兵工厂任厂长时，沈鸿是这个厂的总工程师。乐少华很佩服沈鸿为革命做出的贡献，所以他到任的那天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沈鸿，对沈鸿以“老兄”相称，谦逊地向沈鸿请教工厂的事情。沈鸿心里很感动，也很高兴，从此他们两个人之间就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乐少华到茶坊兵工厂工作时，整风运动已进入了后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整风运动中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延安整风运动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它彻底地改变了我们的党风、学风、文风，纯洁了我们的队伍。但整风运动中，由于康生等人的别有用心，使得审干工作走向了极端，许多单位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许多人被无端地戴上了“特务嫌疑”、“叛徒嫌疑”的帽子。康生甚至还给每个单位规定了指标，说每个单位都有1／4的“失足者”。一时间，大家互相检举揭发，延安的形势剑拔弩张。幸亏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错误并予以纠正，才使得审干工作走上了正轨。乐少华做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后，给兵工厂的不少人平了反，稳定了人心，大大地调动了职工们的工作积极性。
那时候，我有时在星期日带着黎男到茶坊去看乐少华。
乐少华非常喜欢我们的黎男，我每次到茶坊兵工厂去，我看他急于见到的并不是我，而是黎男。他把黎男举在头上，笑得合不拢嘴，看上去哪里是一个厂长，简单是一个孩子！
黎男小时候很胖，长得很壮实，这也许和我生他的时候奶水特别足有关。
为什么给孩子取名叫黎男呢？这还是我的主意。我在昆明读书的时候，曾经用“浦黎”的笔名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发表过文章，或许是出自对自己青春时代的一种记忆吧，我就给孩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乐少华也觉得不错，就叫下来了。
有了孩子，工作自然要受一些影响。那时候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正好成立了一个母亲班，我就报名去了那里。在母亲班，人人都有孩子，大家轮流看孩子，轮流去听课，这样，不但可以带孩子，还可以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一年多以后，黎男稍稍大了一点儿，我就把他送到了保育院，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保育院和我们隔着一条河，就在杨家岭对面的山上。黎男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是很不情愿去那里的，但是他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又哭又闹的，每次送他去，他只是情绪有些不高。到了保育院以后，他也不和其他的孩子们一起玩，就是一天到晚呆呆地朝杨家岭这边看。阿姨问他在看什么，他说：“在看妈妈。”其实他是看不见我的，他只是知道妈妈在那个方向，所以才一个劲儿朝这个方向看。
阿姨有些担心，怕孩子老这么下去会弄出问题来，就建议我还是把他带在身边。这样，我就又把他接回家呆了一段时间，后来才又把他送回保育院。
延安那时候是很艰苦的，孩子在家时连吃的东西也没有，好不容易发下一点儿小米，也不敢放开了给孩子吃，每次只给他熬一点儿小米粥喝。黎男就怕我用小勺刮缸子，因为他知道一刮缸子小米粥就是没有了，就哭，我就得把好话说一大箩筐，哄他劝他，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开。
那时偶尔也会有一两个鸡蛋，鸡蛋吃了，蛋壳我们也舍不得扔掉，把它研碎了，喂孩子喝下去，补钙。
黎男三岁的时候，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按照顺序，我们叫他亚男。
我把亚男带到两岁，就把他送进了延安保育院。刚开始他也是离不开我的，每次去看他，他都哭着不让我走。我想索性隔时间长一些再去看他，让他对我的依赖减轻一些，可能会好一点儿。结果有一次我一下子隔了3个月才去看他，这回他再不追我了，也不叫我妈妈了。我说：“亚男你不认识我了？”他不回答，不说认识也不说不认识，只是低着头看着地下。我想他可能是真的不认识我了，这样也好，免得老是想着我。但是等我再仔细看他时，发现他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从眼角流了下来，咕噜咕噜地往下掉。我当时心里难受极了，眼泪也在眼眶里转。我紧紧地把亚男抱在怀里，不知说了多少好话，就像是我做了天大的对不起孩子的事情。亚男这时也哭出声音来了。
从那以后，不管工作有多忙，我总是每个星期去看一下孩子，有时候我和乐少华一起去，结果，每个周末都成了孩子最盼望的日子。也许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后来他也不哭闹着要和我们一起回家了。
……
这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却是我那个时候除了工作之外重要的生活组成部分。我从这些小事中汲取到了我作为一个同志、母亲、妻子的最大幸福。爱别人是一种幸福，你甚至不要求什么回报，是爱心引导着你这样做，不管多么艰难，你无怨无悔……这不就是很好的人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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