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经济学家的淡泊人生

日前，2001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揭晓，吴敬琏蝉联年度大奖。

吴敬琏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的一个书香门第。母亲邓季惺是律师、报业家、社会活动家，上个世纪30年代与其父创办上海《新民报》（现《新民晚报》），后到北京创办《新民报》（现《北京日报》）。其中，《新民报》后来扩展为旧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报业集团，一度创下五社八报的业绩。邓季惺是我国杰出的知识女性，很有经营才干，以经营才能来支撑自己的理想与追求，是当时有名的“报业大王”。

少年时代，小敬琏最喜欢理工科，他的数理化功课特别好，母亲寄望于才一岁便丧父的儿子在理工上出头，而小敬琏也真的表现出了日后成为一个优秀工程师的秉赋。他心灵手巧，好钻研，特别喜欢拆拆装装——家里的钟表，他总爱拆下来，探究一番，鼓捣鼓捣，再装起来；家里什么坏了，他便去修。

虽然出生在一个著名的报人家庭里，吴敬琏却非常坦率地说，他并不喜欢新闻这个专业，但是母亲对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母亲邓季惺是一个喜欢依法办事的人，用吴敬琏的话来说是“我母亲比我父亲更现代化”。吴敬琏所说的“现代化”，是指在办报中，父亲更多的是靠他的个人关系，而母亲更多的是靠规章制度参与新民报的经营管理。所以有这样一种说法：邓季惺精明到报馆里用了几根大头针她都有数。

吴敬琏说，他至今不喝酒、不抽烟，就是源于早年母亲对他的教诲。温实敦厚的家教，使吴敬琏的身上总透着一种学者气质和大家风范。

在经济学家中，吴敬琏是最早使用电脑的，他还能熟练地使用英语，这在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中并不多见。

酷爱文学的吴敬琏，1948年考上金陵大学文学院，由于兵荒马乱，加上生病，在文学院念了一年就休学了。1950年，吴敬琏接着读书，学的是经济专业，学了一年之后，所在系并到复旦大学。正是这一次选择，使他踏上了半个多世纪上下求索的路……

“文革”中，吴敬琏被定为“帽子拿在人民手中的反革命分子”，1968年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改队劳动。

在干校，他脱过砖坯，盖过房子。从小喜欢工科的吴敬琏，一直没能遂愿，这下在干校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了。他当瓦工，是能工巧匠；盖房子，负责砌山墙，直至1972年回到北京。

经过在干校对农民生活的亲身观察，经历了劳改，戴过了反革命的帽子，吴敬琏对中国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幸运的是，在劳改队里，吴敬琏遇到了一个老师和朋友———顾准。在“牛棚”里，吴敬琏与他成了忘年交，二人相濡以沫。

吴敬琏最佩服的人就是顾准，他说，“顾准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在那场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

在顾准的帮助和启发下，吴敬琏开始恢复和提高英语阅读能力，二人一起分析中国的问题，探索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虽然二人对其中的某些问题看法不一，常常争论得互不相让，脸红脖子粗，但在思想上能够受到启迪和补充。吴敬琏后来回忆道：“当时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参与这种能够启发人的思想的自由讨论了，这种机会居然在被打成反革命的情况下得到，真是一种奇缘。”

1974年12月3日，弥留之际的顾准把自己所有的手稿分别托付给吴敬琏与胞弟保管，并用尽气力对吴敬琏说了最后一句话：打开行军床，睡觉去吧。这句平平淡淡的临终遗言，给吴敬琏以后漫长的治学生涯以巨大的鼓舞与激励。

很难想象，那些经国济世、掷地有声的文字，就出自那个简朴的、拥挤又有些凌乱的书房。从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几十年，吴敬琏一直住在夫人周南供职的北京师范大学宿舍里。1988年升级到了一座老式公寓楼，四间，没有厅，周南说，坐在那里吃饭，就像坐在外面的树林里。客厅里，悬挂着一帧很有讲究的画，那是51年前，吴作人、萧淑芳夫妇一人绘花，一人写鸽，送给吴敬琏的继父陈铭德和母亲邓季惺夫妇的。

周南是在读大学时结识吴敬琏的。吴敬琏大学时期因肺病住进了疗养院，在那里成就了他们的爱情。周南与他同岁，当时在金陵女大教育系读书，因病闷闷不乐，情绪低沉而消极。住在隔壁的吴敬琏常过来聊天，慢慢两人混熟了，无所不谈。

当金陵大学经济专业并入复旦时，周南所在的教育系并入南京师范学院。于是，二人鸿雁传情。1956年二人举办了简朴的婚礼。

“文革”中，周南曾被红卫兵抓去打骂、批斗。数十年后，周南说，“我当时也想过自杀，要不是这家……”当时，三岁的女儿晓莲因为被骂为“狗崽子”而被红卫兵用墨涂脸，画成一只猫。在妻子最困难的时候，吴敬琏给了她全部的关心。周南不忍蒙羞去指定的“黑帮”窗口买饭，吴敬琏便每天为妻子带饭。1969年11月16日，吴敬琏去“五七”干校，周南在火车站恋恋不舍送别心爱的丈夫。两个月后，没想到自己也被安排下放到山西临汾干校。在分居两地的日子，他们在“函授”中互相鼓气，共渡难关。

于家庭，吴敬琏是很不称职的。他很少有时间与家人在一块，有的是做不完的工作与探讨不完的理论。也许一般人看来，吴敬琏整天绷着脸，对经济不满意就发一通言论。当然，真正成功的人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呆头呆脑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

吴敬琏的家人和学生常常笑谈关于他“忙”的一件件轶事。1997年初，为了完成一项重要课题，他召集了一次会议。那天路上堵得厉害，身为骑车族的他心急火燎地抄了一下近道，被交警当场“抓获”，斥他“为老不尊”，吴敬琏认“罪”而去。年事已高的大经济学家骑自行车上下班，吴敬琏看作是锻炼身体的好机会，单位后来给他配备了小车，随叫随到。

因为忙，吴敬琏没法顾家。温文尔雅的妻子周南原是北师大教授、儿童教育专家，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15年前她忍痛退为家庭主妇，兼作“秘书”，就连书房的所有书柜，摆放的都是吴敬琏的藏书，她的书则挪放到角落里。吴敬琏总劝她：“余生有限，我们俩把这点事干好就行了。”

因为忙，吴敬琏从来无暇管教女儿晓莲、晓兰。但也许是耳濡目染，姐妹俩均有心治学，而今一个是心理学博士，一个是医学兼哲学博士，虽未秉承父学，同样值得父母自豪。

每天晚上12点过后，时间才真正属于吴敬琏，没有电话的干扰，也没有客人的拜访，他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做笔记。政府决策需要经济学家，企业经营、老百姓的生活需要经济学家。吴敬琏谦虚地说，“在这么一种被多方面强烈需求的状态下，我总觉得有很强烈的紧迫感，总觉得力不胜任。这个力不胜任，首先还不是体力上的不胜任，而是思维能力、研究能力的不能胜任。”他认为经济学发展很快，过去东方国家中实行的都是计划经济。如要迎头赶上经济学的发展就要从西方去汲取营养。

有人讲，做学者，搞研究，最好是清心寡欲，不问俗事，否则很难在学术领域有所作为。而吴敬琏偏偏又是一个爱好广泛的人。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后来又迷上了集邮，集古钱币，更喜欢听音乐。听古典音乐，是吴敬琏在大学时代培养起来的爱好。在复旦大学，他是音乐欣赏社团的“铁杆”成员。“文革”后期，卡式磁带刚面世，吴敬琏便不惜“巨资”买了一个现在看来像个砖头样的录音机。当收音机有了调频广播、播放古典音乐时，他就认真地听和录，积攒了大量的音乐磁带。有了CD，他便转向去听CD，而那些磁带还是舍不得丢弃。因为职业紧张的原因，如常常处于激烈的辩论，爱听些舒缓一些的音乐，他最喜欢的还是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

“经济学家在工作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激情。太多的激情，就容易不冷静。”这是他的工作态度。

但是他实在太忙了，很少呆在家里静心欣赏音乐，连集藏了几十年的邮票也无心再坚持了，不得不把几本大邮册送给女儿。

这位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先驱，是一个不懈追求、充满激情、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爱好音乐、历史、文学，还喜好做木工活，对电子学也颇有研究。周南说，电器在他的“引进”下，家里基本上添置齐了，电脑上了网，配上了传真机、打印机等，实现了“家庭办公”。

待人和蔼可亲的吴敬琏，他的品质修养、脾气秉性和执著的人生追求，确同自己的母亲如出一辙。不管是言过其实的盛誉，还是无端贬低的嘲讽，吴敬琏都能泰然地一笑了之。这种对生活宠辱不惊的恬淡心态，颇有点仙风道骨之状。他从不抬高自己，也不无缘故地轻视别人，与之交谈很愉快而且受益匪浅。

吴敬琏不是一个沉湎书斋、孤芳自赏的名士，更不是一个愤世嫉俗、清高自傲的腐儒。吴敬琏始终以一个学者的良知站在经济改革的前沿，以巨大的热情关注着改革的每一步发展，并提出真知灼见。

在生活中，吴敬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但在学术领域，他信奉这一点：对科学对真理的追求，只能采取科学的态度。率先向僵化的计划体制挑战，首先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批判，最早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是吴敬琏。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于祖尧所言，吴敬琏的贡献与“两弹一星”升天相比，毫不逊色。

有人说，2001年是中国股市元年。吴敬琏对于股市中违规违法活动提出了批评，站在中小投资者的立场上呼吁加强股市监管，并使这种呼吁成为2001年中国资本市场最主流的声音。“吴敬琏一言毁市”，似乎让他面对更大的压力。吴敬琏说：“中国的经济问题很多，该说的还是要说的。股市泡沫要挤掉，基金黑幕要曝光，否则有序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实现。”

吴敬琏档案吴敬琏，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1930年1月生于江苏南京，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历任中国科学院（后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等职。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