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看上去比舞台上的要显得年轻和精神得多，平顶头，着一套黄色运动装，和想象中的赵本山判若两人。
我们聊了整整一上午。我感觉我好像是在和一个朋友聊天。偶尔，我们也偏出话题，聊一些别的。途中，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拿来厚厚一叠白纸，请赵本山在每张白纸上签名。赵本山便耐心地一张张地签过去。我不太明白这男孩要这么多张的签名有什么用。
“我们家姐弟4个，我是老四。我从小是跟我爷爷一起过的，我5岁时母亲就去世了。
“我的童年生活过得特别苦。我就记得我一到冬天，衣服都穿不上，上中学时大多数衣服还是旁开门的，穿的是我姐姐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穿的都是她的裤子。
“童年留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吃不饱。家里啥都没有，上别人家又抹不开说。有时候地里有很老了的玉米棒，掰一个烧一烧就这么吃了。印象中那时候几乎没吃过整顿的饭。当时也有不少人帮助我，我有一个同学，经常把我领回家，在他们家吃，我就认他妈为干妈。现在我每年还都去看他。
“我从小就喜欢文艺，也许是受我们那个家族的影响吧，这也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有记忆时，就记得我和我二叔经常在一起，我二叔是个盲人，他的板胡拉得特别好。我七八岁时开始跟他学拉板胡。上学后，我们学校也有个文艺宣传队，我就常年在文艺宣传队里，编点小节目。后来，公社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把我抽了去。那时我演三句半、小话剧，后来还说相声之类的。很快我就成了小村里的名人了。
“可是好景不长，没多久，宣传队就黄了。宣传队一黄，我又回到了农村干活。”
“当时，我的亲戚就给我介绍对象，介绍了几个，都没成，都是别人嫌我，觉得我太穷没房没地的，又是宣传队里的，当时在农村人眼里，宣传队里的人都不会干活的，好像有一种游手好闲的感觉。
“后来别人又给介绍了一个，是前村的，叫葛树珍，她同意了。她小我一岁，也是自己过，没父亲也没母亲。那一年正好是青年回城的时候，我真是觉得特别困难，宣传队一黄就意味着我不再有任何出路，只能一辈子种地了。所以，别人一提我就同意了。那时别人提谁我都会同意，只要别人不嫌我就谢天谢地了。后来我和她见了一面，她不漂亮，老实说当时我内心是不太满意，但当时我们队说不上媳妇的光棍也挺多，经常有光棍一辈子的。就我当时那种情况能找上媳妇，还没花钱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实在是自己穷得过了头。
“见完面定了定日子就结婚了，一共也就半个来月的时间吧。我们结婚时租了人家一张炕，不到3平方米，晚上像拉幕似的放下帷帐，南边就是人家的炕了，中间就隔着那么一层布，有啥动静人家都听得一清二楚。
“其实她这个人，人特别特别好，有点脾气，对我很好，对老人也很好，但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没话说。她有时跟我怄气了，我说些笑话学个什么的来逗她，她却没反应，不理我这个碴儿。当时我就感觉我们在性格上有些合不来。
“结婚半年后，我们搬到了她哥那个村，我们在那盖了一间房，后来又生了一个孩子，是女儿。就在这时，公社的文艺宣传队又成立了，把我又叫了回去。
“宣传队一成立，我连拉带唱，又会说，干得很好，到哪儿都引人注目。我的煽动性特别强。很快，我们那个公社都知道我了，其他公社也有不少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了。我21岁时到西丰县剧团做了临时工，我这个临时工很快便成了他们的主力队员，不论到哪儿演出都有我的份。我在县剧团干了3年后，1982年辽宁省参加东北搞的小戏调演，我演一个盲人，叫《摔三弦》，获了大奖，可以说，从那晚开始我一下子在沈阳出了名。这时铁岭县剧团要我，地区剧团也想要我，但为了家，我选择了去县剧团。
“我在县剧团干了3年，还当上了团长。后来我们参加铁岭地区的一个比赛，我排了一个节目，非常好看，因此便结识了一个叫张会忠的导演，他在区民间艺术团当团长。再后来我这个团长就不干了，1985年，就调到他们区民间艺术团，一直到今天也没出来。1987年姜昆到铁岭演出，听说了我，后来也看了我的戏，回到北京就跟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袁德旺说起了我，当时袁正愁那年的‘国庆晚会’没好节目呢，于是我的《1＋1＝？》就上了那年的国庆晚会。从此便一发不可收。
“在我的事业红红火火的同时，我感觉我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自我离开农村后，我就很少回家。我常年在外演出，一演就是一年一年的，有时一年媳妇都看不上一眼。我算了算，从1988年到1990年，3年内我在家呆的时间累计不超过一个月。即使回家，也没什么话，她问一句‘回来啦？’我嗯一声，算是回答。两人再也不说什么。所以家对我来说，早就失去了意义。
“对于离婚这件事，我的心里非常复杂，我实在没法说出口，当时我的朋友，包括市里的领导也都说，你这个家庭太不适合了。
“记得1990年时，当时我们已分居3年了。我女儿也大了，有十二三岁了，她虽然一直跟她母亲一块住，但跟我感情特别好，她也早就觉出这个家的不和谐。有一天，我就跟我女儿说了。我说我要跟你妈妈离婚，你同意不同意？她一听就急了，她说她不要。当时我一见她急，就觉得我没别的出路了，我想就这么过吧。这次谈完后我有半年什么都没说。可这么着也不是个事呀，又过了半年，我跟女儿又谈起这事。这时我女儿也大了一点，她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承受能力，她这次没哭，也没说啥，但我知道她心里不舒服。
“过了女儿这一关，我开始准备做我媳妇的工作了，我还找了一些朋友，做她的工作。没想到她回答得倒挺爽快，她说过不到一起就离呗，只要给我一点钱就行。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开始我倒是怕她想不开，寻个死活啥的，因为她没念过书。于是我就把房子、钱、一台夏利车给了她，完事我就出来了，这是1991年5月的事。
“现在我觉得我俩不离婚其实是最悲惨的，早点走这步就好了。我现在认为别人的看法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己过好。我觉得如果婚姻没法维持下去了，在外面找一个，这是最不道德的，比方说我和我的前妻不离婚，我在外面找10个她都不会说的，但这样会把我弄坏了。我感觉这是对感情的最大欺骗，这没意思。
“她至今还没结婚，她就是不愿结婚。她有时还跟女儿说，你爸他早晚还能回来。她就是有这种想法，她认为我现在有名了，等我吃亏了就会回来了。她现在还是这个想法。”
“她叫马丽娟，比我小8岁，是辽宁省戏校的老师，这个人在学校里挺优秀的，是一个很懂道理，对时局把握得十分清楚的人。
“我们俩认识得很早，大约是1988年的样子，也就是在我刚开始承包那会儿。我们那儿缺演员，别人就把她介绍过来，她演阿庆嫂，演得还不错。我们一起在辽中、辽东一带巡回演出，整天都在一起演。但开始没啥想法，1989年到1990年这一段时期，我们俩模模糊糊，有点那个意思了。
“经历了一次婚姻后，我知道我需要找什么样的爱人，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应该找一个有共同语言、志同道和的人做伴侣。我感觉小马挺好的，后来我们就点破了。1992年春节后我在去大庆演出的路上发生了车祸，肋骨断了，差点送了性命，小马精心护理了我两个月。
“她让我得到了爱，知道了爱。我离婚时，有人说我背叛了家庭，是爱情的叛徒，其实我不可能当爱情的叛徒，因为我在认识小马以前还没有真正地得到过爱情。以前，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过爱情，我羡慕电影里的家庭，爱情这杯酒我没喝过，是苦是甜我都要喝下去。
“结婚后我们生了一对孩子，是在香港回归的这一年，大年初一生的，特别巧，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多月。那年的春节晚会，我演的小品好像是《红高粱模特队》，演出前往家打电话她还接来着，等我演完了再往家打电话她就不在了，说是去医院了。后来我上了火车往回赶，一家一家医院找，终于找着了，院长说快要生了，要剖腹产，还没人签字呢。我说签什么字？他犹豫着说孩子可能不够大。我说什么够不够大，他已经呆不住了，能有啥办法？就赶紧剖腹吧！孩子生出来时，已经是大年初一3点多了，是双胞胎，都4斤多还不算小。
“我这个人很念旧，经常梦到我的家乡，梦到我的童年。
“我现在每年都回去一两次，拜拜我的祖坟，看一看过去曾帮过我的人。我每次回去都拉上一车酒，拿点钱，大伙儿发一发。
“其实我回去也不仅仅是为了怀旧。像我现在和过去比起来，拉开的距离太大了，有时连我自己简直都没法相信我是那里出来的。我常回去看一看，心里会踏实一些，毕竟我是现在有了点名，我看看我自己是哪儿的人，心里就会消停许多，这对自己的成长有好处，要不然在为人处世上会不扎实。出了点名，前呼后拥，有时把握不住自己，人五人六的还不好。
“我这一生过得最困难的一段应该说是在农村。在农村时，我非常讨厌农村，一心想出去。在农村我也不是一把好手，有许多农活我干不好，又有谁愿意呆在农村呢？现在看看，过去的都过去了，现在我认为任何难题都难不倒我，我经历的太多了，能活过来就算不错了。我的童年太深刻了。
“过去我学习的教室还在。我在家乡投资了一个希望小学，但钱却投到中学那边去了。现在也挺后悔的。因为我没在那个学校读过书。我还是应该在我原来的小学投资。如果有机会我会好好把我这个小学修建一下。
“我不能忘了我的过去。”
文／末末图／陈笑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