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更生先生于波士顿哈佛大学。 
间谍活动是人们热衷于谈论的话题。神秘的色彩、险象环生的场景、枝盘节错的离奇和奇诡黠诈的智勇争斗，每每扣人心弦，令人兴奋，也每每使人有不寒而栗之感。
我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行动局工作，担任了近22年的职业情报官员。我的名字被列入中情局最具职业危险性的“非官方掩护人员”名单中，少有地几达20年。
这本书取材于我担任情报官员时的经历和感受。
我撰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是想将一个曾过着特殊生活的主人公奉献给读者，讲述他的生活、他的人生观，并感谢上帝的垂恩，使他虽历经劫难，而终得幸存。
本书的写作素材曾经美国中央情报局审查，下面是CIA关于本书的声明：
“这些材料已经过CIA审查。这种审查，不代表CIA证实这些事件或CIA的意见，也不代表CIA支持作者的观点。”
我由衷地希望，本书的读者们会觉得无此特别声明的必要。
退休后不久的一天，我驾着新买的富豪车，带着妻子和儿子，行驶在静谧的北维吉尼亚郊外。儿子突然问我：
“爸爸，你再也不用为恐怖分子的事儿操心了，是吗？”
“是的，彼得，再也不用了。”
在中情局偷偷摸摸22年，终于结束了，那不为人知的成功与艰辛、欢乐和痛楚，似已倏然而去，藏匿在记忆中的某个角落。但我们的儿子对我的过去到底了解多少？当我们在国外时，他确实知道一些与恐怖分子有关的事，作为海外美国人，这也是我们最为关切的事情之一。
在这一点上，我妻子和子对于我在中情局的工作，又了解多少呢？
我极少和她谈到我的工作，除了有一两次，在紧急情况下，我不得不以实情相告外，她对我的工作只有很粗略的了解。绝大多数事情是不能向她说的，也无法解释。
这真是一大遗憾！我思忖。应该更多地让和子知道我过去的生活，即使那种生活是多么的不愉快，或是索然无味。也应该让彼得知道，他的父亲曾是一个合格的情报官员，在他20年的“非官方行动”中，经历了许许多多极端困难的情形。
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我的生活方式非常特殊，以至于我的朋友不止一次地建议我写一本书，描绘我所谓“多彩”的生活，虽然他们无从知道，我作为情报官员还有另一半的生活。
我想也是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过着紧张、放纵的生活。但我娶了一个好妻子，朋友们都说是百里挑一，我艳福不浅。有好几回，我都因病而几乎不治。记得有一次，两个名副其实的内科医师宣布我病危，连悼念仪式和葬礼都做了安排，不过，这些善意的安排没有派上用场。
22年来我是一个公认的酒鬼。有一天我认为我必须戒掉这一恶习，于是向妻子和儿子作了口头道歉和承诺，从此，我再也没沾过哪怕是一滴酒。
我很忌医。我蛮横地强迫自己去攀登比萨斜塔，治好了严重的恐高症。我有机会结识高尚的神父，向他们学习新的生活。我不顾梵蒂冈严格的保安条例，以个人身份，送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一柄锋利的刀，那是我专门为他设计的，我还教教皇如何握刀。
在双重生活的另一面，职业生涯里，我被列在中情局最具职业危险性的“非官方行动”中，与一般情报官员截然不同，生活中充满了“冒险”与“运气不佳的遭遇”。同敌对的情报官员碰杯，被全副武装的敌对分子围困在办公室里……我经历了多次濒临毁灭的生死关头，还可能有更多的类似情形，因为得以及时逃脱，而未曾意识到。我体会到这种特殊职业中最令人自豪的一面，也体会到最令人憎恶的一面，说来遗憾，我发现危险的敌人不是我的对手，而是我的同事。
我的故事是从我在华盛顿第一次与中央情报局的人接触开始的。
“我明白了，先生，您是从台湾来的中国人，那么您持的是什么签证呢？”接待我的是一位身着白领套装的女士，她以平静的目光审视着我。
我回答：“旅游签证。”
她看了看我那一页半纸的简历，上面列出了我的学历和我所精通的5种语言。从她脸上的表情来看，显然她谙熟对付像我一样的不速之客。她用一种几乎察觉不到的轻松口吻，开始向我发问：
“嗯，我们是常常需要语言教师，但这都只是暂时性的，而且……”
“噢，不，不，我是想做一个间谍。”
她仿佛被噎住了一样，语塞起来，咳嗽了几声。她可能连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外国旅游者会闯进中情局的办公室，而且想当“间谍”。
我连忙接着说：“我刚从巴黎来。我在巴黎读书的时候，就已经通过我的一个同学向大使馆提出了加入中情局的申请，他是一位美国海军军官。但我只得到一次回复，以后就再没消息了。请打个电话，或有没有其他办法查一下，我保证您会从你们的档案里查到我的名字。”她恢复了平静，看着我说：
“那么，请您在房间外面等一会儿好吗？”
虽然已经在西方生活了差不多10年，我还保留着东方的礼仪习惯，我微微地躬身致礼，然后走出房间，坐在等候室内等待。这就是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中央情报局招募办公室。我清楚地记得，这是1965年10月9日上午。我抽出一支烟，点着火。等候室是一间长形的屋子，我环顾四周，没看见像007一样的人物，只有两三个文秘打扮的人。我竭力保持“沉着”，好使自己看起来有点007的味道。
我的烟才抽到一半，门开了，那位女士叫我：
“洪先生，请进来。”
我进屋坐下，察觉到她脸上有一丝笑意。她靠近我说：
“请看一下，然后签名。”
这是一份中情局的保密合约，每一位雇员和申请者都要签署。我逐字逐句认真地看着。
映入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使我觉得有些轻松：即使在很艰苦的困境下，合约中也不要求我自杀。
我签了字。那位女士告诉我今后会与我联系。
我走出了招募办公室，心里说：“成功了！”1965年从巴黎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毕业后，中央情报局是我唯一真正想去的工作单位。
回到1960年，那时我还是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的崇拜者，看了他最喜欢的由伊安·弗莱明写的007故事。那些007故事和由肖恩·康纳利主演的电影，常使我内心泛起激动的波澜，就像其他的年轻人一样。
有一位从苏联来的学生，名叫尼古拉，和我关系很好。他是巴黎大学理论物理专业的。但是，他看来好像并没有在做什么研究工作。
尼古拉的语言才能使我感到十分有趣，他从未在有些国家生活过，也不可能去过，但却会流利地说那些国家的语言，比如他会说弗朗哥军阀说的西班牙语。有一天我问尼古拉他会说多少种语言，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我：“10种。”
我自己会说5种语言，也有朋友会说4种、5种甚至6种。我知道掌握5种语言可能不算特别，但他年仅26岁就可以流利地说10种语言，何况他又是学物理的，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就算是要保持而不忘记这些语言，都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和努力。
一天晚上，尼古拉和我在他停在路边的小轿车里闲聊。出乎我的意料，他突然说我应该考虑为社会主义工作。
我感到疑惑，问他我为什么要做，怎么做。尼古拉说蒋介石王朝肯定要被推翻，我可以回到我的故乡台湾，秘密地为这一目标工作。（不是真的吧！？）
我读过很多真实的间谍故事，尤其是里查德·索杰的故事，这位德国记者事实上是苏联的超级间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日本工作。我明白尼古拉想叫我干什么。
我清楚地记得，里查德·索杰最后于1944年被绞死在日本监狱里（1964年，苏联追认里查德·索杰为苏联英雄，并为他发行了纪念邮票。他是历史上唯一被授予这种荣誉的间谍，而且是追授）。
我闪烁其辞，喃喃地向尼古拉暗示我不愿直接拒绝他。
尼古拉终于明白，他无法使我成为他们的间谍。从后来我在中央情报局多年的发展间谍的实际经验来看，我当时的朋友尼古拉是一个拙劣、粗心的招募者，可能是为克格勃发展新成员，在同行中打分可能不会超过D。对不起，尼古拉。
尼古拉突然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此后我和他唯一的一次碰面是在我毕业考试后不久，在一间餐馆中撞见他和他的朋友，他告诉我他要去古巴，可能还要去美国。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间谍活动。大概在此同时，《时代》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文章（是欧洲版《时代》的封面故事），使我非常感兴趣。这就是当时的我，30岁，在世界知名学府学习国际关系学，对于自己的将来却一无所知。
从1956年1月离开台湾，到1965年加入中央情报局，这期间我经历了许多故事，有时还很不幸，有些相关的还会在后面提到。
在学校里，我的成绩差强人意，但在巴黎我确实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除了学习国际关系，还接受了社会礼仪、文学、历史、艺术、音乐、时装和女式服装设计———至今我还十分羡慕———等的熏陶。我非常健谈，可以就许多不同的话题不停地谈论几个小时，尤其当谈话对象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女子时，我说起话来更加滔滔不绝。如果我想的话，可以用我所得到的熟练魅力去引诱人，虽然这种情况不常有。
也有不值得人赞赏的一面。很久以前我就有了扑克骗子的名声，追求女色却又歧视女性，总的来说，我过去还是一个“酒鬼”———这是东方人为需要治疗的酗酒者所加的称谓。
我穿着保守潇洒，谈吐温文尔雅。我也能与人争吵和打架，甚至拔刀相向，刀是我喜欢的工具和武器。有人喜欢我，自然也有人咬牙切齿地恨我。
总而言之，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智力出众、心智灵活、胆大，具有一定的道德原则，会五门东西方主要语言，终日醉熏熏却能自控，我想我应该会成为一个出色的间谍。
有一点我必须承认，在巴黎生活6年，我几乎没有用过我的母语——台湾话和国语，因此忘记了不少，今后我要努力，重新掌握这两种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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