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机密

更倒霉的是，他们只考我中文国语，不考其他。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我的国语已忘了差不多一半，而我的强项是日语和法语，却都没派上用场。

考试分三部分：最简易级、简易级和高难度级。

我头痛欲裂，“最简易级”还勉强得了60分，“简易级”几乎为零分，而“高难度级”则考都懒得考。我准备同他们争论，对于马上要成为杰姆斯·邦德的人而言，这种考试真是一无是处。

用过极其简单的午餐后，我被带到了一间所谓的“密室”。

我后来才知道，密室是中情局用来召开秘密会议的房子或公寓。在这之后多年的工作中，我也用过很多的密室，这些密室都差不多，冷森森的，没人情味，也常常没人住。

在那间密室里，有两个心理学家正准备给我做心理测试。其中一个给我的印象较深，因为他说曾经在维也纳大学学习过，而那是弗洛伊德所在的学校。中情局能将全国最好的专业人才网罗于其麾下，今天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在以后我还感受到，中情局其实着意于网罗全世界的英才）。他们还向我介绍了那两位心理学家的名字，但我觉得他们可能用的是假名，或者是难记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他们将对我进行资质测试，以确定我适于从事何种工作。

这项测试无可避免地将完全改变我的生活，影响我的自信心，影响我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这种测试和我们通常所见的智商（IQ）测验差不多。我眼里充满血丝，嘴里喷着酒气，接受测试。测试分10个部分，包括了知识面、判断能力、计算能力、记忆力、感知能力、推理能力、理解能力和逻辑能力等等测试内容。有的测试是用码表计时进行的。测试过程中，两位心理学家对我都很平和与关切，给了我不少帮助。

我觉得我的成绩可能不错，因为他们好几次问起我以前是否接受过或看过这种测试。我说从来没有，我在欧洲6年，两个月前才来到美国。

在允许的范围内，我用一点篇幅来描写一下这种所谓的资质测试，这并不是想夸耀我的成绩，而是想说明这次测试对我的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我的知识面测试成绩不错，在感知和逻辑测试中还获得了最高的17分，这当中有一道试题非常难。

迄今我还不知道那两位心理学家所言是否绝对真实。但我十分乐于接受我所取得的上佳成绩。我宁愿相信他们所言不虚，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在成绩上骗我，而且在以后的岁月中，我觉得他们给我打分确实很准确。

不管怎么样，经过一番苦苦思索，我终于把最难的那道试题给摆平了。我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一位心理学家告诉我在我之前还没人能回答那道题。为了确定不是出于运气或侥幸，他们还要求我一步步地将我的思考过程解释给他们听，最后终于满意地点头嘉许。

在做一道数学题时，还没等听完整道题，我已经给出了答案。这使他手持还没来得及开动的码表，目瞪口呆。我又心算了一遍，重复答案，惴惴不安地对他说：“我是算出来的。”他不禁叹了口气。

有一道计时题也很难。我紧张得额头直冒汗，觉得用了很长时间才做出来。我微微躬身，不好意思地说用了太多时间。那位学者却笑道：“你只用了60秒，以前有人做这道题却花了10分钟！”

我被迫放弃了一组记忆题，因为我觉得头痛欲裂，脑子里实在无法再塞进更多的记忆内容。

在我行将完成测试的时候，天空下起了一场暴雨。我们差不多等了两个小时，才等到一位官员从总部到密室来接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和这两位心理学专家交谈，使我获得了一生受益匪浅的心理优势。

他们向我解释，我的测试成绩非常出众，我得了152分，是他们过去3年来所见的最高分。

他们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我还不大相信，又再次加以强调，说他们不仅仅只是测试中情局人员，还测试许多其他政府部门的人。其中一位还打着手势比划着，说“测试记录足可以装满两个大文件柜”！

我问他们这种测试同智商测验如何相比，他们回答：“基本一致。”

我知道智商高于140就意味着是天才，而且一个人的智商与年龄有关，年少时智商往往较高，但随年龄增大，人的智商就会大打折扣，受到环境、常识、经验、社交技能和成熟与否的影响。

另一方面，智商是没有上限的，但这项测试却有最高分，170分。于是我意识到我确实做得很好，我开始有点后悔，不应该放弃那部分记忆测试题，那是我10项测试中得分最低的，才得了13分。

他们的总结评语是：“你很优秀，非常有能力，可以从事任何工作，不过你现在申请的工作除外。”

我不禁感到疑惑，问他们中情局到底跟他们说我要做什么工作。他们笑了，说他们认为可能是让我从事翻译工作。我坦率地告诉他们这不是我来这里想做的工作。他们说我应当和负责的官员好好谈谈。

我极其幸运，能够详细了解这次资质测试的结果和含义。其他的申请者可能从来没有得到过类似的解释。不期而至的暴雨给了我和两位心理学家交谈的机会。告辞时，我由衷地感谢他们，告诉他们我能得到高分非常兴奋。

在巴黎艰辛求学的最后两年中，我变得有些神经质，主要是因为学业的压力。我甚至害怕法国式的必要的握手。我的手常常因紧张而汗湿，即使频频用装在裤袋里的手帕擦拭手掌，也无济于事。我心里明白，这是由于我缺乏自信引起的，因为当我在充满诱惑的气氛中抚摸女人的裸体时，我的手掌却能够保持干燥和轻柔。

从这次测试以后不久，不知不觉中，我的手再也不会汗湿了。

仅仅是一些数字结果，有时却可以改变人的一生，这真使人诧异。

这次测试可说是我人生旅途的分水岭。

在台湾我在最好的学校接受教育，虽然这些学校的入学考试总是很难，但我总能过关斩将。尽管如此，我也从来没有什么优越感，因为我历来对考试分数不感兴趣，常有达不到及格线的危险。

虽然我知道我聪明，但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天才而自我陶醉。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在生活中有时极其自信，有时又很悲观，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反反复复。因此，听到可信任的专家对自己有如此高的评价褒扬，实在令人欣慰。

第二天，负责招募我的官员大肆夸奖了我一番，不仅说我的资质测试成绩优秀，表现上佳，还恭维我说我的语言测试成绩也很优秀。

这使我转而对他所说的有了一些怀疑，我知道实情并非如此。我知道，为了使别人感觉不错或使谈话更为融洽，人们常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这也是无需争辩的事实。

在这一点上，中央情报局的人员也不例外，与其他机构的人员相比，还需更频繁、更巧妙地运用这一谈话技巧。在间谍这个行当中，虽然说兵不厌诈，但如果对自己人也这样，肯定会产生不少问题。

我被告知还要经过测谎器的测试（通常所说的“黑盒子”）。记不起我是在何时何地进行这项测试的。虽然我对于我酗酒和好色的习惯有所不安（不是因为我认为这都是“禁果”），但我顺利地通过了测谎试验。我在华盛顿特区和巴黎的扑克牌场上颇有名气，在测谎时这也曾被提及。

但是，中情局真正关心的是我是否与其他国家或政治团体或情报机构有秘密联系。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清白。

对应聘者的基本技能和忠实性进行测评之后，接着就有一个“安全清查”的过程，所花的时间往往长得令人难以忍受。他们告诉我像我这样的背景可能要花6到10个月。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被考察人过去的经历和社会关系的复杂程度。对于外国人和居住史和雇佣史复杂的人，安全清查的期限往往就更长。总之，要清查与应聘者过去有关的方方面面。

我不敢肯定这样清查有多彻底。我听够了许多与安全清查有关的笑话。一个年轻妇人曾对我说过，有两个安全人员走进她所住的大楼，跑向她，毫无疑问把她错当成了我的邻居，然后开始问她各种各样的问题，却自始至终不问她姓甚名谁。

几年后我才知道，像我这样的求职方式在中情局被称作是“毛遂自荐”式，这种容易引起猜疑的方式极少受到他们的重视。中情局走出大门到大学公开招聘人手，常使想加入中情局的大学生欢呼雀跃，但在60年代中期，还没有采用这种公开招聘方式。

而后，中情局就会考察学生、学者、政府雇员等等，因为中情局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当找到潜在有用人才后，他们就创造所谓“机会”或巧合，邀请待选者申请所谓“工作”。这种巧合非常非常秘密，也不提及中情局的名字。我早期的许多同事开始时都认为他们是在向国防部申请职位。

曾有一个应聘者进行测谎试验时，还不知道中情局的身份，他很困惑不解地问：“你总是说‘局’、‘局’的，到底你们是什么单位的，是不是‘部’呀？”

这时他正要被绑住与测谎机相联，如果告诉他真实答案，他一定会休克过去。

前中情局长官爱伦·杜勒斯在他的《情报的艺术》一书中谈到，在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每100个被调查后受邀请的申请职位的应聘者中，只有1个被真正录用。

中情局的官员是经过严格挑选的。

在我长时间地等待安全清查的过程中，中情局的有关官员建议我将旅游签证改为学生签证。那时我暂住在纽约曼哈顿。中情局只允许我将秘密的供职情况告诉家里最可靠的人。于是我将我申请中情局工作的情况告诉了我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并告诉他们要准备接受安全清查人员的问话。

我的弟弟们知道我不光彩的过去以及我酗酒的情况，当他们得知中情局是我唯一申请应聘的单位时，都感到不安，这一点我很理解。他们建议我找个其他工作，改变一下生活方式等等。然而，我却非常坚定（说固执己见可能更贴切些），自信地认为我终会被中情局录用的。

在纽约，我开始加入一所打字／速记学校，并如愿以偿地转成了学生签证。虽然我轻松地练习，但我的打字和速记水平与专业水准却相去甚远。

这段时间我觉得很枯燥和凄惨。我为自己在经济上还靠父母供养觉得十分内疚，他们不能再承受更多的负担了。这时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挑战，中情局也没有保证一定雇佣我，我也没有女朋友，不像在巴黎总沉溺于其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可能就是这最后的项目。

（连载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