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的老人苏玉梅，在肺癌化疗过程中，医院竟用错化疗药物，导致老人深度药物中毒几乎丧命。当患者转院继续治疗时，医院却迟迟不愿承担全部医疗费用，双方由此引发争端。
4月4日清晨，记者在北京某医院门前见到了苏玉梅的次子刘卫国，他和家人正在等候与院方进行第二次关于如何安排他母亲的交涉。
刘卫国给记者讲述了母亲的遭遇。苏玉梅原是北京市糖酒公司朝阳分公司的离休干部，身体一直不错，1999年底，苏玉梅发现自己做完家务后出现腰背部疼痛，休息后也无法缓解。于是由家人陪同来到医科院肿瘤医院进行胸片、CT检查，诊断为右肺癌。2000年1月14日，在该院进行了“右全肺叶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为肺癌。老人术后精神饱满，恢复得也很好，因此没有施行放化疗，只嘱病人要定期复查。在接下来的每次定期复查中，情况都很喜人。2001年10月，老人又去复查，却发现在左肺也有了结节，癌细胞已经转到了左肺。此时老人已经无法再开腔做手术了，于是医院采用了化疗方式进行治疗。由肿瘤医院胸科门诊医生许建萍开据了针对老人病情和体质的化疗方案。刘卫国等子女听说化疗过程中病人非常痛苦，因此对他们母亲即将接受的化疗方案很慎重，到处咨询，最后还是请了肿瘤医院特需门诊周济昌院士给拿注意。经周院士结合病人年龄、身高、体重和化疗方案对照后讲：“化疗方案绝无问题，应尽快开始。”考虑到肿瘤医院离家较远，刘卫国便到离自己家仅一墙之隔的北京某医院咨询：是否可带着治疗方案到该院化疗？医生讲：本院做化疗没问题，而且经常有人做。于是，苏玉梅于2001年11月14日住进了该医院干部病房304号房间。
进入医院后，病人家属刘卫国等找到苏玉梅的主治医师雷大夫，询问处方上的药是他们自己买还是医院给买，雷医生回答医院买。
化疗于2001年11月19日正式开始。刘卫国向记者讲述了第一天化疗时的情景：考虑到第一个疗程的第一天病人可能反应大，而且据雷医生讲，有些病人当天做到一半时就开始恶心、呕吐，因此，当化疗药物取来后，我特意向雷医生提出要看一下用药。雷拿出药后我一看，“去甲长春花碱与处方上开的药物名称相同，但却是国产的。我对雷说：怎么是国产的，听说进口药杂质少，反应小。雷回答说，其实进口、国产没有多大区别，我也就没再说什么。化疗一天老人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第二天无治疗。第三、第四、五天老人平静地完成了治疗，刘卫国等非常高兴，雷医生也说：人和人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有大有小，老人可能身体好，底子厚，所以没什么反应。当第八天也顺利过去之后，根据方案，第一疗程21天的治疗中，剩下的13天用来休养。病人在这13天中的头几天出现了一些化疗后的反应，感觉累，吃饭也开始有了恶心的感觉。在后来的几天，老人竟胃口大开，把儿女们送来的牛骨髓汤、雏鸡汤、乌鸡汤等连汤带肉一扫而光。血小板、白血球都有所回升，肝功能、肾功能、体温也都正常。第一个疗程整个过去后，老人的体重还长了4斤。
第二疗程后两天，医院仍未买到此次疗程用的“去甲长春花碱”。刘卫国等子女担心化疗延误，多次催促医院尽快买药。12月11日下午15时，医院将药买回，刘卫国听见护士长说：“304病房苏玉梅这次的药怎么和第一疗程用的不一样？”他赶紧到护士站想看个究竟，与刚从护士站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药品外包装的雷医生碰个正着。雷医生对他说：这次的“长春花碱”是进口的，你看看，这药盒子你也留着吧。刘卫国接过盒后左看右看上面印的全是外文，最后在盒子侧面的封口处发现有一中文标签写着：“硫酸长春碱”，马上对雷医生说：这药和第一疗程的药不一样，雷说：“怎么不一样？刘卫国说：应该是“去甲长春花碱”，可这上标的是“硫酸长春碱”，雷接过药盒看看说：“这不都是长春碱嘛，进口药和国产药就是叫法不同，实际是一种药！”
输液开始后，刘卫国因对此药存在怀疑，所以一直紧盯用药全过程。其间，他还是不放心，又问雷医生的助手霍医生：“这次的药你看了吗？”霍答，看了，这次是进口的。刘问他怎么和上次的名字不一样，霍医生说：只是叫法不同，药是一样的，说明书在我那儿，有时间我借本英文字典给你翻译一下。刘又注意到，此次护士给病人输入的药量比第一疗程的大得多。他非常惊奇，遂问为何药量这样大，护士说，医嘱就是这么下的。霍又答：进口药和国产药不同，进口药都有添加剂。
当晚20时左右，苏玉梅说她心里非常不舒服，口干舌燥、心慌、嗓子及全身都疼痛难忍。第二天，病情急转直下，老人感到全身的骨头疼、肉皮疼、头疼、耳朵疼、肚子疼、舌头疼、嗓子也疼，情绪急躁不安，体温也有些偏高。刘卫国马上将情况通知了雷医生，并讲，可能用错药了，第一个疗程没这么大反应。雷医生听后，马上查看病人说：绝对不会用错药，这是正常的药物反应，过几天就缓解了。可是到了下午，他的母亲根本就无法自行站立了，上厕所都需要人搀扶。他们感到事态严重，又找到内三科主任王大夫。她看后，也说不会是用错药，而是正常的药物反应，并说：我姨化疗时反应和你母亲差不多。
第三天，也就是12月13日，按化疗方案应输“顺铂”，但苏玉梅的情况非常不好，经检查，患者已出现骨髓抑制造成血小板和白血球大量减少。体温上升至38.5度，并伴有鼻出血，脸部、手指、手心发黑且有时抽搐、惊厥。当医生与苏玉梅家属商量是否继续化疗时，刘卫国说：“人都这样了，还化什么疗，马上停止！”但那些医生们到此时也还坚持说这是正常的化疗反应。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医院才按他们的意思加入了VB1、VB12注射液、贞芪扶正胶囊、六味地黄丸和眼药水等辅助药物，以缓解病人的中毒症状。
第四、第五天，苏玉梅的情况更加严重，脸色、手指手心发黑得更加厉害，心律紊乱，心脏出现早搏、间歇等现象，体温达到39度以上，尿量24小时只有400毫升，并且无大便。第六天上午，医院就让苏玉梅的家属“考虑准备后事”。下午，苏玉梅的血小板已降到20000／微升，白血球800／微升。医院采取抢救措施，注射新鲜血和抗生素等，总算暂时保住了苏玉梅的性命。但第七天，病人除以上症状外，面色更加黑得吓人，腋下、腹股沟、脖子、手心手背发黑发紫，手脚麻木，并在上半身出现皮疹，还出现黄胆、低蛋白、低钾、心慌、心悸、气短、肢端麻木等症状。王主任正式通知家属，病人由病重改报病危。
刘卫国告诉记者，他的母亲当时都已经报病危了，但当他多次找主任和接替雷医生的副主任（据刘卫国讲，此时雷医生被莫名其妙地调走了），问病人是否是药物中毒，是否考虑用些药物解毒时，他们还在回避或者说不可能用错药。
第八天，看到奄奄一息的母亲，刘卫国等家属向院方提出要求：请肿瘤医院专家紧急会诊。第九天上午，病人的白血球已降到400／微升，感染并自主性出血，时刻威胁着病人的生命。下午14：30分，家属终于在院方批准了会诊的申请后，请来了肿瘤医院的张频教授。经张教授会诊，病人为深度药物中毒。他当着王主任、霍医生及其他四五位医生的面对苏玉梅的家属说：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硫酸长春碱”和“去甲长春花碱”不是一种药，“硫酸长春碱”的用量是根据人的体表面积而定，但最多也不能超过10毫升。听了张教授的话，刘卫国告诉记者，他当时如万箭穿心，让这种不治母亲病的毒药以50毫升的量注入体内，比最大用量还大了4倍，一个70岁的老人怎么能受得了！
鉴于此，该院的季副院长表示，医院该负什么责任就负什么责任。雷大夫也承认第二疗程用的是硫酸长春碱。经家属同意，病人在会诊当天的19：00被紧急转入北京军区总院肿瘤科七号病房。此时的苏玉梅，因中毒太深，已全身神经麻痹，对多种抗生素产生抗体，治疗起来非常棘手。12月26日晚上17时左右，苏玉梅老人高烧不退，深度昏迷，已经没有自主呼吸，于是被送进ICU（重症监护室）抢救。后经该院十几个科室、多名专家与协和医院秦教授的紧急会诊救治，2002年1月8日，病人终于由病危转为病重。
刘卫国认为，母亲在军区总院的治疗费用已逾17万元，这笔费用该由北京某医院来承担。但目前，该医院只给总院汇来8万多元，剩下的9万元却迟迟不付。而他母亲虽然病情已经稳定下来，但由于药物中毒仍然造成全身无力、口腔大面积溃疡、舌苔至今还没长出来而且表面已形成疤痕组织、反应迟钝、嗜睡、四肢麻木、手指甲脚趾甲脱落、头发脱落等后遗症。现在医院只是开些像贞芪扶正胶囊这种对放化疗后用于病人各项功能恢复的药。刘卫国还对记者说，现在总院由于经费紧张，正催促该医院把苏玉梅剩下的9万元给补齐。但该医院的意思是：现在苏玉梅的症状已经不是药物中毒了，至于原发病的治疗，不归我们管，如果想继续治疗，以后的费用都由老人所在单位负担。由于双方意见不统一，北京某医院由季副院长率领三四个人与苏玉梅家属进行了第一次谈判。刘卫国的妻子告诉记者说，当晚谈判时，季院长一上来就说他们这次谈判只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院方。并说给苏玉梅虽然错用了药物，但据总院报告，患者左肺的瘤已经小了很多，所以接下来的治疗属于对原发病的治疗，因此费用应由患者单位来出。我们当然不同意，因为先不说这次药物中毒给老人造成多大痛苦，最重要的是由于医院用错了药，而耽误了
老人原发病肺癌的最佳治疗时间（因为这种身体状况根本无法接受化疗），因此还要由该医院负责接下来的治疗费用。但季副院长等不同意，说如果处理结果不满意的话，双方可以经过法院解决。
4月4日当天，记者参与了由北京某医院魏院长及部下和苏玉梅家属的第二次谈判。魏院长态度较诚恳，表示对第一次谈判并不知情，希望患者家属把要求全部提出来，供他们考虑。家属提出，希望老人的后期治疗费用仍由北京某医院负担，并对此次事故造成病人的精神损失、营养、护理和家属的精神损失、误工、交通等费用进行赔偿。谈判中魏院长解释称：事故后，雷被调走，纯属巧合，因别的科室的医生去度假所以把雷暂时借调过去；而所欠9万元迟早会给；至于贞芪扶正胶囊，是原则问题，因为它属于原发病的保健药物，因此不该他们承担。刘卫国出示了最新由总院开据的CT诊断报告单，上面写着：……左上肺病灶较前明显缩小，左上肺外带病灶明显缩小，左下肺病灶较前稍增大。院方看过后，无话可说。可是对于家属提出的上述要求，医院决定通过4月11日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此次事故做出鉴定后再给家属答复。当记者亮明身份，想问魏院长为什么9万元迟迟不给总院、对事故医生如何处理等问题时，魏院长非常果断地打断了记者，表示不接受采访。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苏玉梅老人的病榻前，老人很瘦弱，指甲都掉光了，目光呆滞，头上刚长出一厘米的头发。刘卫国对记者说，他现在只希望鉴定委员会能做到公平公正，他们全家都等待着4月11日鉴定后，医院能妥善处理他们的要求，给老人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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