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我的生活有三个不同一般的特点：
第一，我曾经历过比一般人多很多的“非常事件”、巧合机遇，经历过突如其来的幸运或倒霉、神秘的侥幸时刻，在关键场合或非常时刻会见重要人物。诡秘惊心的经历可谓是数不胜数。
我感到这是我心中渴求的目标。或者，我以后也开始相信，我常得益于神灵的佑护，虽然我认为我不值得。
第二，我喜欢追求卓越，挑战极限。
我通常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以前是，但自从中情局要我改变这种态度后，就再也不是这样的了）。我被自然而然地称作“操心的甲壳虫”，因为我反复检查确认，事无巨细都操心，一心为了保证不出任何差错。
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一直满怀希望。但我极少开只有1／3油箱汽油的汽车。我曾在不熟悉的荒漠中开着时速超不过50英里的汽车，而汽油却很快地消耗到最后一滴，这是多么糟糕的经历。
简单地说，我学习东方的宿命论，罗马天主教的精神主义，法国现实主义和美国的理想主义，并把它们全部揉合在一起，与情报工作中的冷酷和彻底的实用主义相结合。
我曾遭受过各种各样的病痛，即使我乐于捐献，我的主要器官已不能用于医学移植了。
这些年中，我得过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痛风、两次胰腺炎，然后又是糖尿病、高血压、哮喘、肾脏并发症。一种治疗肌肉疼痛的药物对我十分有效，但有一次却引起急性药物中毒。
我长期滥饮，肝脏更好不到哪里去，有一次，一位内科医生给我的肝脏下了评语，说是“一间极欠缺工人的破落工厂”（但是，当我在15年前戒酒后，我的肝脏功能又恢复了正常，尽管还“伤痕累累”）。
在过去的17年中，我有5次因急症而有生命危险，被送入特别治疗部接受紧急治疗，但每次都闯了过来。
去年，我被意外地诊断为患“明显的冠状动脉病”，可能要做心脏多路搭桥手术。但是经过五个星期的新型药物治疗，和在妻子的监督下节食、锻炼后，医生在我身上就再也找不到冠状动脉的病症了，外科手术也因此幸免。
我不仅在对待自己的健康问题上总是如此，对工作，对爱妻，在癖好和兴趣上，也都有走极端的倾向。有时略有收敛，但事后又依然故我。通常是事后才意识到事情的危害性，也每每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
第三，我感到许多人，尤其是女人，非常信任我，会告诉我他们不愿向人透露的内心想法和经历。
可能是因为我常常很开明坦白，对人毫无敌意（大家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才会如此信任我。我是一个很好的听众。大家都认为我处事慎重，这是受东西方的历史和文化熏陶所致。我相信人们会感觉到我是可以信赖的，不怕将秘密告诉我。
能获得如此信任令我感到十分欣慰，当然我也从不会背叛这种信任。我想我的这一特点在我的情报工作中帮了大忙。
本书中会写到很多人的隐私，但我相信一般人是无法猜出书中有关人物的真实身份的。
书中也批评了不少人，但如果他们不是自己站出来承认的话，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只有与整个事件密切有关的人士，才能猜测到可能是谁。如果有人执意要站出来，声称他们即是书中所影射的人，虽然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但我也表示欢迎。
我隐去他们的姓名是因为故事本身的需要，而不是因为事件的真实性。很多事实还有档可查。
我不怕和他们就事情的真伪，在中情局的测谎器试验中进行对质———我说的是由中情局专家主持的，而不是人们在电视和电影上见到的那种测谎器试验。
对于很多因属机密而无法泄露的详情，我相信中情局这种严格的测谎器试验可用来辨别真伪。虽然对测谎器试验还有很多争议，但中情局的测试人员往往非常熟练，如果所提的问题巧妙恰当的话，结果是可信的。有人说通过简单的药物抑制或心理训练可以骗过测谎器，但你能假定熟练的专业测试人员只会准备一些常规问题吗？
我知道问什么问题可以证明事件的真伪。可以要挟这场“真伪之争”的输家用0.45口径的手枪吞枪自尽，这能威慑说谎者，令测谎时人人都诚实坦白。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种事上如此要挟，不会是太激烈了点？
此外，在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测试人员面前，什么如“诚实鸡汤”一类的魔药是不可能奏效的，催眠术也一样无济于事。
自从中情局的艾姆斯间谍案于1994年2月被曝光以来，中情局的测谎器试验已备受指责。但我始终认为这套系统没有大问题，只是测试人员的缺点所致。我曾经问过我的同事，讨论过媒体报道的一些事例，我们都认为如果好好运用，测谎器试验的结果会是很准确的。之所以发生差错，可能是由于仪器的使用者不够警觉专注，没有问及所有的正确问题所致。
据我所知，几乎所有官员在谈到“接受测谎试验”时都会紧张起来，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好躲躲闪闪的。如果这些有经验的专家能骗过测谎器，为什么他们还会紧张？无论如何，他们本身就是专门研究说谎的人。
从资料上看，最初的报告表明里克·艾姆斯并未全部通过测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只要有任何迹象表明测试资料还不足以完全作出结论，就必须进一步进行更为有力和更有说服力的测试。
关于女人，有不少曾与我相互信任，而且十分亲密，这使我觉得非常快乐，也很自豪。但我永远不会泄漏与我有关系的女人的名字。有些故事是我和妻子一同谈论过的，但她从来不知道，也不问我到底谈论的是什么女人，可以说她毫不在乎。
我还忍痛割爱，舍弃了一些故事，因为其中与我关系密切的女人的身份有可能会被人猜测出来，哪怕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没有十分的必要和正当的理由，我是不会去揭别人的隐私的，因为这要么是非法的，要么是道德上不允许。
在今天的社会，似乎到处都在散布毫无根据的谣言，不管后果是否很糟，这种行为绝对是不可取的、错误的。遗憾的是，还没有确切、有效的措施来界定和禁止这种行为。本书中也会有这样的例子，但普通读者也难以猜测出所涉及的人究竟是谁。
我一次次地打电话到中情局，催负责对我进行安全清查工作的有关官员。虽然表面上看来并没有什么效果，但从他的答复中还是可以感觉出中情局准备雇佣我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了。
这只是一种感觉而已，但却是一个扑克牌高手的本能感觉，对这种感觉我有信心。虽然看不到那个官员的面部表情，但从他谈话的用词、呼吸停顿、语调和时间上可以进行综合判断。
我有一种可以抓住现场形势和迅速作出自我反应的本能，这无论是在我以后的谍报生涯里，还是甚至在作为商业顾问的时候，都是我的一个优势武器。在以后章节的叙述中每每有这种情况出现。
1966年8月的一天，足足等了10个月之后，电话终于来了，告诉我已通过了安全清查。
我带齐了我的全部身家，奔向华盛顿特区。
在中情局总部，我见到了负责我的那位官员，但没见到那个最初见到我并保证我会拿多少多少薪水的负责人。合同里给我的薪水属于很低的GS—6档次（联邦政府公民工资档次纲要也适用于中情局雇员）。第一期年薪为5950美元，这即使是在当时，也是很低的工资待遇。我并不企求我的薪水多高，但作为一个在世界著名学府获得国际关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且精通五门语言的人来说，我希望拿到的“多少满意”的最低年薪是7000美元。
我觉得很沮丧，不想签雇佣合同。我在那儿等负责官员露面，要问他一些有关的问题。我一直等到在场的官员发怵，他们回答我说他们的头儿“不在城里”。
为了这个工作我已经等了10个月，现在只有在合同上签字了。我终于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关于我签约的故事还有下文。不久后我得知，其他的中国人所签的年薪和我一样，但一个学业背景和我相近的白人，没有硕士学位，会说的语言还不到3种，却得到了GS—7一级工薪，每年高于6600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他经过6个月培训生（CT）阶段后，薪水可自动提高到GS—8的档次。
不过我要说明那时还是1966年，很多工种还不允许雇佣中国人干。而且，很多中国人拿的是学生签证。对刚刚被雇佣的人而言，被当局允许给予永久居住权（即拿“绿卡”）已是“天大的恩惠”了，还管什么中国雇员薪水在第一年内获升迁，和一年期满后要作考查以决定是否值得升迁的规定呢？
但是至少他们应当坦诚，直接地告诉我我可以获得的薪水档次。（后来，我在东京的上级知道了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向高层作出抗议，像我一样的雇佣人员的初薪提高到了GS—7档的第一级。但与此同时，白人的初薪却又提到GS—8档的第一级。依然是不平等。）
我很不高兴，很尴尬地致信给父母，告诉他们我新找到的工作“薪水很低，年薪只有6000美元”。同时，我暗下决心，要勤奋工作，实现自我，以尽快获得加薪。我非常自信，相信自己的才能高出其他人，资质测试也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我骨子里是一个战士。我要当面质问当初在薪水上误导我的那个负责官员。后来我发现他并不是“不在城里”，而是突发心脏病，仅42岁就死去了。
（连载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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