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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机密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2002-05-10 来源:生活时报 豪甦著 张干等译 我有话说

案官是业内的高手,绝对的资深间谍。他走起路来的样子,每每使我想起一头猛虎,凶猛异常,自信十足。

有一点很奇怪,顶级的情报行动官员走起路来都像是食肉动物,像猛虎,像猎豹(还要加上一句,也像残酷的鬣狗)。也正因如此,肖恩·康纳昨所扮演的007的形象与真实的间谍很形似,性格硬朗,威武有力,多谋善断,目的明确,不论男女,都充满信心。

显然,案官觉得很窘迫。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如此周密策划和布置的行动中,还会出这样的纰漏。他非常感激地说:“保罗,多谢你,我永远不会忘记今天所发生的事。”

我觉得自己能派上用场,也很高兴。

后来我知道,我们中情局的人闯进了我们监视的那间办公室。使我诧异的是,在真正冲入那间办公室之前,我们的人事实上已数次进入过那间办公室,有时是在晚上黑暗时进入的,为的是充分操演,以保证能确实拿到我们所要的“材料”。当部长又一次下令再进入那间办公室时,我刚好也在场。

“哎,老板,我们已经来这12次了,上帝知道了都会感动的。”

正如预期的一样,整个行动完成得非常成功。

几年后,在对水门事件的国会电视听证会上,赫尔姆斯局长说水门事件中的入屋行窃只不过是“业余档次”,这使我记忆犹新。赫尔姆斯先生继续解释说,在直到真正进入一间屋子之前的半小时,中情局的行动人员还会在不断练习开锁。这一点我绝对可以证明,确是如此。我坚持不懈,尽可能多地学习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待人接物的态度,有些我实际上已很熟悉了。

虽然我能流利地说、读和写日语,甚至强过日本大学毕业生,但我说话时还是带有一些口音。(在巴黎时,我交过几个日本女朋友,也有不少日本酒友,这已经使我的日语水平提高了不少。)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我的口音可能来自日本的其他地区,而不怀疑我是否日本人,因为我的日语词汇和表达都十分地道,不像学过日本语的外国人。

不过,虽然我对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已有了解,但真正学起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处世之道还是有不少困难的。

我第一次到一间日式餐馆,当我依例脱下鞋子时,迎接我的女侍应看着我的动作说:

“先生,您一定是外国人吧!”

从我说的日语中她是无法发现我不是日本人的,但从我脱鞋的方式上却可以断定我不是地道的日本人。

可能最难把握的就是何时要摆出倨傲姿态,何时又要显得谦卑。如果一成不变,就很易被人察觉。

作为情报官员,最重要的就是要令自己不引人注目,他们教我,要像一团灰色的影子。但我却发现,有时又要表现得傲慢放肆,以摆脱紧张局势,就像我订房时一样。故而,随机应变的态度和举止才是最重要的。

这又令我想起在一组北朝鲜别动队潜入南朝鲜袭击总统府之后,南朝鲜当局所发布的一个公告:

“……注意从北朝鲜来的特工。注意说话带有北朝鲜口音的人。注意身穿有皱纹的衣服的人。注意表情卑躬一心怕引起麻烦的人。一经发现,立即向有关当局报告……”

这一警告所言,可谓精辟。我引以为训,尽量使自己不像其中所描述的人。

我发现,在很多土耳其浴室最能探听到内部秘闻和了解日本男人的习性,享受性服务还在其次。

我是个十分健谈的人,大多数按摩女都对我很友善,渴望为我服务,也乐于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日本男人及其弱点的问题。不久我就成了一间消息最多的土耳其浴室的常客,并享受贵宾待遇。

噢,他们还特别给我打折扣,真是谢谢。

就在这时,东京情报部已决定将我调到另一个部去,因为我会讲法语,当时越战正酣,中国大陆也正为文革浪潮所席卷,中情局就要找一个懂法语、还懂日语和中文的人。而这些语言我都会,这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语言天才,而是我的个人经历所赐。

那时我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会这5种语言的人:日语是由于我在台湾出生时,台湾正受日本统治,二战后又自然学会了台湾话;1945年后蒋介石军阀政府接管台湾,我又学会了中国普通话;英语和法语则是我长大后在美国和法国生活和学习时所习。只有在1934年左右生于台湾,后又学习过英语和法语的人,才会有同时掌握这5种语言的优势。二战后终止了学校的日语教学,所以四年级以下的学生不具日语能力。鉴于这些原因,我想没有其他台湾人有同我相似的背景。

我早就意识到我的语言优势有一天会对我有利,现在机会来了。

新部长唐纳尔德·布朗先生是一个心地善良,富有想象力和极具才干的人。

他尤其是一个最能理解下属的上司。他个头很高,像运动员,动作敏捷,有教养且易于相处,是个那年代里典型的中情局中层管理人员。第一次见面,他问了我很多问题,也向我提了不少建议。虽然我因不能在当初充分理解我、并将我转成正式行动官员的那位部长手下工作,感到有些沮丧,但我发现我很喜欢唐(布朗先生名的便称)。

(当我后来有机会表达对那位部长的歉意时,他宽慰地对我说:“只要是有益于工作,我都满意。”)

第一次见到唐·布朗时,我和他进行了有益的思想交流。我告诉唐我嗜饮,但喝醉以后不会失去自制力,绝对不会说任何不该说的话。我可以看出唐接受了我所说的意思,他对我如此信任,使我深受感动。依我的经验,我对我所说的话绝对有信心。人生至此,饮酒方面,我已完全不同于早先的几年。现在即使喝得烂醉如泥,我也不会丧失理智或失去自制力,尽管说话和走路可能都会变得磕磕碰碰。

在这一点上我从来没有违背我对唐许下的诺言,虽然在11年后才戒了酒。

我还向唐表白:“我不撒谎,事实上,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撒谎。”

这话不准确。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我通常从不说谎,故而说起谎来一点儿也不熟练。

唐露出一丝惊讶的表情,看着我说:

“噢,那你最好是学学。”

我并没有言过其实,也不是什么道学家,但不久我确实发现,真诚是避免疑虑和猜忌的良方,从事间谍工作如此,其他行当也一样。于是这成了我一个固执的信条,即“说真话要比靠谎言生活容易得多”。

即使你只是想撒个小谎,那么从一开始,就要切切记住千万不要自相矛盾。说真话就要容易很多。我认为一旦出现误会,你就应当立即坦言承认,老老实实道歉。

另一方面,即使只是最“无罪”最“平常”的谎话,也会使你失去很多。如果是因为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或只是因为不真实而使谎言被戳穿,那么,不知不觉中,说谎者的信誉就会一落千丈。

说谎不是什么玩笑,开玩笑时人们会知道是玩笑,而谎言一旦说出,以后再想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玩笑”就太迟了。

我无法喜欢电视情景喜剧和广告节目中的所谓“幽默”的“白色”谎言,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在愚弄观众的诚实之心,同时也表明,一个小小的谎言往往会导致一个更大的谎言。

我记忆力极佳。依照事情的主题,我可以很轻松地记起一周前,一月前,一年前,甚至十几二十年前别人告诉我的事。

我们经常听到自相矛盾的故事。如果这些自相矛盾的故事出自不同人之口,来自不同的地方,就会使人们怀疑故事本身的真实性。而如果是出自同一个人之口,那么人们对他的信任就会发生动摇。反正是哪里出了差错。要么是这个人记错了,那么故事就不可信;要么是这个人在胡编乱造,那么他就不可信任。总之,这是一个警告信号。

我个人认为,一个无法否定的谎言,或一个不必要的谎言,足以使我对说谎者的人格产生严重的怀疑。

我确信一个人在成年以后,他的人格极少能完全改变。不诚实的品行迟早会露出马脚,不诚实的所做所为也迟早会被揭穿。我多年的经历告诉我,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被问及新奥尔良的天气如何之类的问题时,大多数人都会说:“不知道。”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知道。不知道新奥尔良的天气,并没有什么好难为情的,知道了也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

但是,如果扯到诸如“我知道一个迷人的人物”之类的话题时,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吹嘘,添油加醋以及不实之辞就会满天招摇。因为这正是说谎者可资利用以引人注目的话题,他会表现得高人一等,炫耀自己如何比别人知道得多,比别人更会说笑,而不怕会被当场戳穿。

说谎者是不会对着镜子向自己撒谎的,因为他没有说谎的动机。他要显示的是自己比别人高一等,而不会跟自己过不去。

过去我见过很多惯于说谎的人。

一个女人曾连续几个星期向我叨咕有趣的故事,但后来我从她那儿借了几本杂志,却发现她说的所谓“有趣的个人经历”原来都出自那本杂志。

还有一个日本女人嫁给了美国人。她过去常常在她的美国朋友面前炫耀她在一座日本古城堡前的玉照,并言称那城堡就是她的家。结果,她那些大大咧咧的美国朋友都不买她的帐,还在背后给她安了个“公主”的雅号。

既然我这样看待不诚之举,那么我从事这个以欺骗为基本方法的工作,真是具讽刺意味。要把说谎当成必备工具,委实令人难以掌握,但我要顺利完成任务,就必须学会这门“功夫”。

我们中情局官员也每每喜欢即景闲谈,相互抖落在工作中所撒的谎言,但都只是聊博一笑。我的好朋友山姆说起谎来可以以假乱真,但如果有人说他是骗子,他会气得须发皆直,并声色俱厉地声言他只说一些高雅和令人羡慕的谎言,而且全是在“正规工作的需要下”说的。

根据唐·布朗明智的建议,我独自找到了一份可以掩盖我真实身份的伪装工作(Cover Work),表面上成了一名在日本工作的新闻记者,招聘我的单位全然不知我的真实身份。

这对我而言实在是美妙之极,像我一样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和没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本是很难在外国新闻机构中谋到记者的差事的。学历和语言背景可能是我获得这份工作的主要资本。

这样,我就依中情局的指示,调整自己,开始了一种敏感的深度潜伏的工作。这意味着我除了从事对外秘而不宣的秘密情报工作外,在表面上要从事一份合法的全日制工作。我不能公开暴露自己和美国的任何关系,即使是美国永久居留权,也不能公开(我本可以拿到绿卡,但局里没为我办理,以防我遇到麻烦。)这样,我用台湾护照工作。从此,我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双重生活”。

这就是我长达20年的深度潜伏工作的开始。

深度潜伏,或非官方掩护(NOC)的生活自然也意味着艰辛:冒着暴露的危险、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双重生活而且又像永无终结。在遇到危险和被捕时,也得不到美国政府或大使馆的保护。

最为重要的,则是使自己在做表面工作时完全变成情报官身份以外的另一个人,把表面工作的生活,当作自己真正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需要灵气与悟性的,仅仅做表面文章,或名不符实的伪装,是远远不够的。前面已经提到过,非官方掩护(NOC)情报官与同事碰面是受到限制的。他或他的家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也受禁止,除非是像圣诞节一样的特别时间。总而言之,他只能是他自己,一只孤独的披着伪装的狼。靠自己的能量、机智和本能而生存。(连载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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