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的生活情趣，有点学闻一多的样子，一大特征是嘴不离烟斗，不抽烟时也常常衔着，那模样自然是一种学者风度。他一口山西口音，音量颇大，边说边呵呵笑，说话快了便有些气急，以至唾沫四飞，我遇到这场合，便要远离着点。这样子，总在他说话得意时才有，大约自觉得立论中每有开发，就不免得意，不免呵呵笑，不免有唾沫，我觉得这是十分可爱的样子。至于他在发怒时却又一样，有一次开会，某君的发言触及了他些许，他勃然大怒，一开口就十分气急，威严得凛然不可犯，颇令人生畏，我最不希望看到他发怒的时候。
但是为我的一桩小事，引得他发怒起来。我在岗位上时，曾邀同事数人共编写一部书，初无异议，到我退下来后，那几位同事纷纷表示辞谢，此乃树倒猢狲散之一例。王瑶听到此事，大为不平，顿时揎臂而呼，继而以烟斗敲击桌面，口沸目赤，劝之不听。然而天下事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他的盛怒，自然也无济于事。不过我对他愤愤不平的态度，心里是感激的。
王瑶是北大教授，他以讲稿编成的一部书《新文学史稿》，是20世纪50年代初最早出版的新文学史，是他用了较长的时间阅读，经积累后独立撰写而成的。于今看来，论点未免受环境限制而未见精辟，但采纳的资料却十分丰富。这部书流行了一阵，至1955年胡风问题出来，书中有关叙写胡风文艺理论部分，以及对“七月”、“希望”等一批作家的评述，恰与时局有抵触，必须删改。岂只是删改，领导人还要他做检查。他第一次碰到写书要检查的事，就未免用心了些，花了不少气力。怎知喘息甫定，不久“丁陈集团”问题又起，于是忙着对书中丁玲评述的部分删改，照例又写检查。至1957年，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王瑶的那本书中引用冯雪峰的论点甚多，立即清理出来，又做了第三次自我检查；同时又将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其他作家如艾青、黄药眠等一一从书中删去。经一再删改，一部《史稿》已弄得面目全非。我曾探过他的口气，这《史稿》如何改写，他叹口气说，譬如屠场宰割，先割去前后臀后取去前胸，最后成了一副骨架，有骨而无血肉，已不复成形矣。他又表示这类书现时不能编写。只要运动不停，就会有不断的删改，最后终将删到一字不剩。此语果然，至“文革”时，几乎所有作家被全部打倒后，这部书确已片纸不留了。
至于《史稿》的视野，倒大致是宽阔的。编写时鉴于时势所限，有不少重要作家只能略事提及，如周作人、沈从文等。对别的一些文学流派如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等，书中已消失无踪。此外，视钱钟书于无睹，遗张爱玲于空白，这些他并非不知，只是为一定的标准所阻难，至于读者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之与王瑶相识，是在他的《史稿》出版之后，书中叙及1948年关于“客观主义”论争的一段，提及到了傅履冰、吕荧、方然和我的名字，颇多微辞。我读后有点不高兴，写信给他，不久有了回信，语意倒还恳切，由此由通信而相识了。以后又因开会、编书等事得以经常接触，逐渐领略了他的性情，爽朗、豁达、幽默兼而有之。
20世纪80年代中期讨论人道主义问题，是由周扬的文章引起的，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曾达于极点。“文革”后，知识界深感“四人帮”之反人性的暴行，谈谈人道主义是很必要的。王瑶是文学史家，他曾列举过一大批中外驰名的人道主义作家之至今不朽。我看他说得得意时，呵呵而笑，手中的烟斗不时地击着桌面，我不因他的山西口音有了什么隔膜，我只觉得他的可爱。我曾笑着向他说，你可以重新编写那本《史稿》了，而且可以用人道主义思想贯串起来。他笑呵呵地说，留着别人来做吧。那场讨论中，忽生横枝，因为已知道有人批评了周扬的文章，提出了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讲人道主义必须在前面冠以副词，方可以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相区别并划清界线。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与会者发言，认为此事甚难，他打一比方，说有一航行于大海的船只，忽遇风暴而濒于覆舟之危急中，适见有另一航轮经过，理应紧急呼救，对方自当将以人道主义加以援救，但必须弄清的是，对方的航轮是否出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援救的，若然是，为划清界线计，只好不呼救的；即使对方主动来救援，也应严辞拒绝，宁葬身鱼腹而在所不惜。王瑶听后呵呵大笑并说，果真如此，那是孱头，是傻瓜，是白痴，是活该！边说将烟斗在桌上敲击不息。
至20世纪90年代初，他为家事所苦，竟日愁眉不展，不再听到他的呵呵笑声和烟斗的敲击声了。有一年他去苏州开会，宿疾忽发，送去上海急救无效，乃溘然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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