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的许多城市里，旅馆对外国人的登记使得第二天早晨警察知道什么样的外国人呆在哪家旅馆里。这是在电脑还没有被使用的年代。
和往常一样，我孤身一人呆在这座城市里，打发去另一城市工作之前的3天时光。一名极密情报官，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确定旅程和行动。中情局知道我的行程计划。然而即使这样，也没人知道我所在的确切地点。对一名极密情报官来讲，这既有利也不利。
第二天早晨，在饭店的咖啡厅喝咖啡时，我感觉到被人监视了。没有特殊的理由，只是一种直觉。我环顾四周，只有一个人将报纸举到桌面上阅读，当此人放低报纸看我时，我确信他就是监视我的人。
此人年轻、整洁、衣着讲究，带着军人的举止。我猜他可能是政府安全官员或是反毒官员，不管怎样，这不关我事。（是的，我是一名情报官，而且那人可能也看出来了。但在他的城市或国家里，我没有任务。）我想到了前一个晚上跟踪我的人，但我并不在乎。
15分钟后，我发现那人消失了。即使没必要担心，我还是有些不安并环顾四周。那人坐在隔我3张桌子远的正后方，我后悔不该四处张望，这会显出我心中的不安。
在另一个欧洲大城市的一间中国饭馆，我看见一个像东欧人的男子和一名年轻的东方男子在一起吃饭和交谈。以我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名情报官和一名特工在会面，那情报官可能正用英语低声地向他的特工传达指示，但我甚至不能确定他们用的是哪种语言。
这座城市以间谍活动而闻名，但我的任务不是替美国政府或其他任何政府抓间谍，于是我继续吃饭，看我的英文报纸。很快，那名“情报官”注意到了我，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表示去楼下的卫生间，将上衣留在了椅背上。开始，我并没在意。
15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又过去了，始终不见那“情报官”回来找上衣和他的朋友，我开始留意了。
可能“情报官”也认出了我。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我有重要的“生意”要做，所以不能被识破身份或受到干扰。那人可能会去叫一群帮手来，我决定赶快离开。
由于可能已处于被监视之中，我采取了自己偏爱的路线：叫一辆出租车去这城市里的红灯区。虽然我从没去过，但从地图上知道开车需要半小时以上。我催促司机开快点儿（似乎每个朝红灯区去的人都很急），这样可以轻易摆脱任何可能跟踪的车辆。况且，红灯区是甩掉尾巴的上佳地方，因为一个男人消失半个到一个小时或在一个酒吧呆一会儿又换到另一间酒吧是“很正常的事”。
我四处游荡，在妓院、商店、酒吧里很快地进出，然后叫另一辆出租车回到那中餐馆附近我出发的地方，因为我希望在那个地区寻找一间适于另一晚上行动的夜间俱乐部。当我从一间夜间俱乐部走到另一间时，在一个拐角处和一个男人相遇，几乎撞上他，正是那名可恶的“情报官”，世界真是太小了！
那人发出奇怪的尖叫，显然，他和我一样感到意外。我很沮丧，因为这意味着将近两个小时的行动白费劲了。
我有些生气，决定看看这人如何反应。显然他不是这个国家的官员，所以我没必要担心。我唯一考虑的是天已经晚了，出租车越来越少。我坐在一间小酒吧里，从这里能看见街道，可以确信那人正从外面盯着我。像教科书里的情形一样，每隔大约5分钟，他就会把头伸进来找寻我，每次我都会瞪着他。就像我从一开始就正确估计那样，他肯定是间谍一类的人物。
我认定这是一名不合格的“情报官”，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站起来，走到计程车招呼站叫了一辆车，用同一策略第二次向同一个红灯区驶去。到我确信自己“干净”，回到旅馆时已经疲倦不堪，为自己糟糕的运气而恶心。唯一的安慰是那晚可能有一名敌对方的情报官在担惊受怕。
有一次在欧洲，我不得不搭乘火车去另一个大城市执行任务。乘短途火车来往于许多欧洲主要城市间不会在护照上留下过境记录。（这是我乘火车的部分原因。）当我下了火车坐在火车站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时，我注意到一个带着诡异笑容看着我的人，可能是便衣警察。我很厌恶那种笑容。我要去这城市的一个敏感区域，可能会被盯梢、拍照，或者在行动时被“识破”身份。我的事已经够多了，不需要节外生枝。即使有已经被认出来了的紧张感觉，我也不愿在开始困难的任务之前被“认出来”。
任务完成得比预期的好。我已经被告知在那个地方可能会被当地政府监视。因为拜访对象很热情地陪我进门又很热情地送我出来，所以会面时我不能隐藏我的形象和伪装走路的姿势。因为我从那个敏感地区出来花去的时间比预计的多，所以可能已经被清晰地录影和拍照了。但我并不在意，我告诉自己“没人知道我在这一城市里”。任务成功以后，我更可以这么认为。
在这里逗留的3天时间里，我甚至还进行了一些观光活动。
在返回途中走进欧洲列车的车厢时，我吃惊地看到那不受欢迎的人带着令人不安的笑容正站在我车厢的外面。
这次我有些担心了。我能想到那人甚至知道我住哪家旅馆。火车离站时，他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这简直是“贴身监视”，我更加担心了。
我想找一种解决方式——除掉这人或有所行动。如果是在电影里，我会将他引进洗手间，刺穿他的心脏，干净利落地将他扔出火车。虽然我自信是一名应变力强的情报官员，但这不是电影。不过我也没有惊慌失措。
在那座城市里我将进行重要而机密的工作，不能让他跟着我，否则他甚至可能知道我要干什么。那人一直跟着我通过边境，在火车上检查时他对我的护照不感兴趣，这使我相信他已经了解我到一个程度了。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并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在过境之前好像他不会逮捕我。
在车厢里我看见了一名年轻漂亮的欧洲女孩。开始我讲法语，当发现她也将英语当成第二母语时，我混杂着两种语言与她交谈。我过去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帮了我，这种“爱情游戏”我很熟练。我猜想那个讨厌的男人也能说这两种语言。那时我已经想到了策略，我不担心。
我买来啤酒、葡萄酒和零食和那女孩狂热地吃喝起来。“喝！再来！”我知道混和酒的强烈效果，开始用听得见的声音和她调情，而她格格地娇笑着。那人则站在走廊里听。
我大声地要女孩写下她的电话号码，但不让那男人知道是什么。我们许诺一到目的地，放下行李后就聚在一起。
到达终点站时，女孩已经喝醉了，而我相信自己看上去也醉了。我看见那张令人讨厌的面孔消失在车站的人群中。或许他认为我仅仅是一个错误目标，或者是无价值的不合格情报员，抑或是其他类型的行动人员。不管怎样，我盯着那人过了一段时间，确信我和那女孩已经摆脱了追踪者。
我怀疑那人会带着我的名字去当地政府寻求合作以对我进行彻底调查。我提醒自己，间谍的通病就是偏执，毕竟这是另一个政府。火车上遭遇以后我再也没发现自己被监视。
幸运的是，日本是美国的亲密盟友，尽管当时大部分日本的反对力量大声攻击美国，我还是越来越喜欢自己的生活和新闻工作。
母亲也来到东京和我重聚，她开心地看到我成为一名在社会上受人尊敬的外国记者。
一天，母亲整理我的信件时，一个伟大的时刻来临了。她问我是否要接受其中的一个邀请，我看了一眼说：“不，妈妈，我不会出席的，我宁愿花时间和你在一起。”
她说是来自首相办公室的邀请，我说不，可能有其他机会见到首相。母亲快哭了，她肯定在想，这个曾经“没希望”的儿子真的成功了。
确实，我喜欢特殊的社会地位。在一个宴会上，一名美国记者邀请我一起与佐藤荣作首相聊聊。佐藤首相很高兴地用日语和我交谈，因为他不讲英语。他招呼他的阁僚——大藏相福田纠夫和外相三木武雄：“福田君，三木君，过来见见洪先生。”他用比叫阁僚们更高一级的尊称称呼我，这是日本的普通礼节，但对一名33岁的年轻人是多么荣耀。
两位部长过来和我握手，福田先生和往常一样容光焕发地说很高兴见到我，还友好地问了几个问题。三木外相告诉佐藤首相，通过新闻发布会他已经认识了我，我感谢被认了出来。福田先生和三木先生后来都成为日本首相。
这里还有一段关于三木武雄先生的小插曲。一次，我用化名和“轻伪装”进行活动（“轻伪装”就是用一些东西稍微改变外观而不完全改变面容），到所住饭店的餐厅去吃早餐时，三木先生和他的秘书过来坐在前面离我很近的地方吃早餐。
三木先生立刻就认出了我。当时对应付这种窘境还不太熟练，我想我不能带着这种奇怪的外表去迎接他，并且带的名片也是化名，我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会一大早独自呆在这儿。三木先生的脸孔在日本政治家中是很熟悉的，三秒钟以后我就不能装作刚刚看到他。我决定扮演预定的“外国人”角色，不理三木先生。同时，三木先生歪着头皱眉思索，并且盯着我，好像在说：“我确实认识你，不是吗？”我不得不忍受这顿匆忙的早餐，希望三木先生不要猜疑自己是否老了。如前所述，在日本，如何拜访一个人是很重要的。1991年9月，我在东京见到了妻子的表弟，他正在给宫泽揆一先生打电话。宫泽揆一是前副首相，后来是首相位置的竞争者。表弟没有用通常的称呼，对外人而言，这是一种轻蔑的表示或是一种谦卑的举止，但我知道并非出于轻视。我问表弟他与宫泽先生的关系，他说宫泽先生和他是同一祖父母的表亲。他告诉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从去年起一直让你去拜访他。”
即使当时宫泽先生忙于竞选首相，他还是很亲切地接见了我。因为我已经公开退休了，所以我奉上了自己用英文和日文写的小传。宫泽先生将两种版本都仔细看过了，甚至很快注意到两者间一处轻微的差异。
能看到一名活生生的“前中情局情报官员”在他面前，而且还是远亲，宫泽先生似乎很惊奇。带着好奇的眼神，宫泽先生问了我一些关于过去和现在的问题。他很谨慎地没有触及什么敏感或令人尴尬的问题。我们一直呆到秘书进来提醒他下一个约见。
宫泽先生的确登上首相宝座，但不幸的是他留给人们的记忆：在他的领导下，保守的自民党政府在执政38年以后第一次被细川护熙首相领导的更开放的联合政府所取代。
（连载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