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台湾，当时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在种族上，我是绝对纯粹的中国人，在族谱中属第33代子孙。我们家族的第一代祖先，曾是10个世纪前的唐朝宫里的大官，这比成吉思汗的蒙古时代还早2个世纪。家族后来南迁到福建，仍是政府的官僚，在第20代的时候，全家从大陆迁到台湾，并就此定居下来。我们在台湾做大米生意。几个世纪以来，整个家族分成了许多分枝，散居在中国各地。就我们这个分枝来讲，我的父亲仍旧每年都庆祝第27代祖先的生日，以此纪念我们举家到台湾定居。
然而，我要声明的是，我们家并不是嫡亲后代，中国人把香火看得很重，所以当家里没有男性继承人时，或者万一夭折，常常就会收养一个男孩以续上香火。
我们家也属这种情况，据我父亲推算，在我之前的第三代，家里所有的男孩都是抱养的，这样，我们家虽然也算作是大家族的一个分枝，却不是真正的“血脉”相承的后裔。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真是太长了。在我上高中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是孔子的第70代孙（他自称是嫡亲的）。他的名字中有一个正亲的家族的字，单就名字看，喻示此人是一个非常有德行和智慧的人。我那位朋友很俏皮，常常抱怨他的尊贵的家族为他取的名字，因为人们总是希望他的所做所为符合楷模的标准。
我父亲比较保守，他把家族的名字和血统看得很重要。我虽是家中的长子，对此却不以为然。1943年，日本人强迫我们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时，父亲把全家都召集起来，含着眼泪告诉我们一个秘密，他新造的“日本名字”中有特殊的含义，表示我们家是与一个“高贵的中国家族的名字”有关系的，他同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的家族”的一员，但要保守秘密。
关于我家的历史故事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重要的是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我们为此而蒙受的耻辱。
当然在1930年的台湾，是不会有人想象到日本帝国最终会失败的，台湾在1895年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我父母上的是日文学校，父亲在少年时代就去了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我的父母也希望他们的儿子成为一个“日本良民”。
我通过了专为台湾学生设的入学考试，进入台湾孩子所能上的最好的日本学校就读，这所学校约有1000名日本学生，而我是仅有的10个台湾学生中的一个，那时的日本教师和学生普遍抱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观念，瞧不起我们这些台湾学生。
我是个好学生，但那时只会说日语，甚至我的父母相互之间也很少说台湾话。每当从教育局来的大人物到我们班视察时，老师经常会点我的名，要我站起来朗读或回答问题。要一个台湾学生在这种时候站起来读日本课文，本是件有些令日本人难堪的事，但老师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我是最棒的。
我上课时不太注意听讲，因为每堂课的内容我大多已经提前学过。我从不把老师放在眼里，有一回我没理会老师正在讲解的乘法九九表。那个残暴的老师就为这个“罪过”狠狠地打我，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凶猛地打我的头，我强忍着痛坚持站在那里，看他能打多久，可最后还是经不住他那旋风般的巴掌，我被打倒在教室的地板上。其实乘法九九表我早在一年前就会背了。我的爷爷是在爸爸出世的两个月前去世了，当时家里是地主。我爸爸可能是没有父亲做榜样，所以他从不知道怎样当好一个爸爸，更不知道怎样对待自己的孩子，但他的心肠很好，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第一的工薪族。
与父亲刚好相反，母亲却是一位非常严格的人。我是她的长子，是在她严格的教育方式下带大的。她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对我的体罚，在抽打我的时候，她也禁不住地泪流满面。我由此体会到，她可以放弃一切，但决不会放弃对我的教育。
在我这一生中学到的第一个外语单词不是“Hello（喂）”也不是“Santa Claus（圣诞老人）”或者是其他什么俗套的东西，母亲教我的第一个字是“SPARTA（古代希腊市名，以勇猛严格出名）”，她希望对我施以古时斯巴达式的严格训练，但对我一个很小的孩子来讲，斯巴达就是痛苦。
当我在学校里被老师毒打一顿，肿着脸回家的时候，母亲会再打我一顿，因为她断言我是在学校里干了什么坏事。（30年后，母亲为她曾这样误会我向我道了歉。哦，妈妈！）
我受到了日本老师和学生对我精神和肉体的严重虐待，他们在欺负我的时候绝不手软。我那时还只有七八岁，而母亲教育我要在压力面前决不让步，为此日本小学的老师甚至嘲笑我母亲灌输给我“又傻又倔的思想”。
正是这样的苦涩的童年塑造了我具有反抗精神的性格。那时正值战事紧张的1944年。
最近，往事又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妻子后来指责我不该在吃饭的时候讲这些事。）每当我看见浅紫色，我就会想起台湾很常见的一种大蜗牛壳的内壁。因为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三个日本同学欺负我，后来我们打了起来，我终归是敌他们不过，其中两个孩子按住我，另外一个扯住我的头发把脑袋往地板上撞，然后用个蜗牛壳到屋外地上装满沙土，回来全部灌进我耳朵里。就是用的那种蜗牛壳，这在我的记忆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我没有哭，更没告诉母亲，因为我害怕她知道后会强迫我去和那三个坏孩子再打上一架。
母亲已经那样做了好几次了。
比如有一次，我母亲让我去向一个四年级的恶棍和他母亲要求道歉，那时的我仅读一年级。我只好按她说的去做。一路上我紧张得双膝发抖，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真的向我道歉了，这使我明白：只要自己是对的，就不要怕。这就是我母亲。
还有一次，我也在读小学，当我第二次被一只德国牧羊犬攻击的时候，我坚定地站在那里，尽管我怕得直抖，但最终成功地接近它并抚摸它。
在日本人众多的地方做一个少数的外来者是很不容易的。日本人总是十分傲慢无礼。母亲告诉我，如果我有理，就要反击，如果我背理，就要道歉。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我过去如此，现在也大致如此。我学会了一些弹性，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我很少妥协。
20世纪50年代，当我看到美国南部的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时候，我对黑人的处境有强烈的同情，因为我和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知道生活的痛苦和屈辱。
我是在严格要求和管教下成长起来的，自然而然也就形成了坚韧的性格，同时也学会了生存之道。
不论什么原因，不论什么方式，当一个人不惧怕死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无比强大，因为他不那么容易死，他就反而会成为一个幸存者。
现在，我感情很丰富，常常会感动流泪。直接地表达自己老实、纯粹的情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相反，说谎、掩盖真相倒是最大的缺点。
虽然我容易动感情，但只要形势需要，我也会强硬、冷酷、有泪不轻弹。我把我的这些观点都教给了我的儿子，不过对这些观点做了一点修改，使之稍微平和了一点。从辛酸的童年生活中，我领会到，一个正派的人或者说一个绅士，必须具备诚实、努力、顽强与同情心，这是必须的基本素质。“绅士”这个词的含义要比“一个男人”的内容丰富许多。
儿子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教给他一些空手道的基本动作，他每天早上都练习实用空手道的技术，直到上高中。
儿子6岁时，在东京读一年级。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住在我们附近的日本小孩欺负他，回家后，我鼓励他，用他的拳头教训那领头的混蛋，打他的鼻子，打他的眼睛，打歪他的下巴！首先要制服领头的那一个，其他的就不用操心了。
有一天，彼得回家诉说他被两个日本孩子无故地打了一顿。他上的是一所国际学校，穿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校服，因此很容易就成了日本孩子的欺负对象。我问他是否按爸爸说的方法回敬了他们？彼得有点沮丧地说，他打了那家伙的胸，结果又被别人踢打了一番。
“为什么，彼得，为什么不用拳头重重地打他的鼻子和下巴？！”我问彼得说。
“我够不着他的下巴！”
“那你哭了没有？”我又问。
“有一点。”他红着脸承认了。
我表扬了彼得，毕竟他的勇气可嘉，我无法想象当年的我会不会做得像他那么好。
他不愧是我的儿子，敢和两个连下巴都够不着的坏孩子对打，我觉得很自豪，我相信我那去世的母亲也会赞赏彼得的勇敢之举。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彼得和妻子一起找那两个欺负我们宝贝儿子的坏小子，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
当时，如果不是妻儿和路旁的工人在场，我会宰了这两个五年级的无赖。我想我必须吓唬一下这两个一钱不值的傻小子，我大声宣布，以便在场的人都听见：要是还有下一次，上天作证，我会把他们、他们的头儿、他们的老师、父母、祖宗，任何一个有关的人都送进监狱。打那以后，这种骚扰彼得的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彼得在美国读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忽然被校长召去，因为学校怀疑彼得卷入一场是非。
彼得究竟做了什么呢？他的同学威胁了他，并推搡了他，彼得就用拳头反击，打了那家伙的下巴。哈！这正是我教的。
结果是挑起事端的同学被彼得打倒，并有轻微的脑震荡。
好！就是要告诉那小子，彼得可是每天都练空手道的！校长很害怕，但我保证地说空手道精神是从不提倡主动挑起争端的。
当太平洋战争进入紧张状态时，我们举家迁往农村，以便躲避美国人的炸弹。我们家和外祖父住在一起，他是一个大地主、著名的诗人。这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家族，我的外祖父后来被誉为台湾400年来最伟大的30个人之一。
在乡下，我每天都领着一群兄弟和侄儿围着遍植热带果树的大花园散步，就是在那时，我学会使用又大又快的刀，也第一次认识到把刀当作工具的优点，这刀好像是我的手指头和指甲的延长。
当时，我们尽管在乡下，食物仍然十分缺乏，常常要到外面找吃的，还要帮体弱的母亲做点家务。
偶尔，我会去钓田鸡，但田鸡很容易引来蛇，我得时刻防范蛇袭击弟弟。曾有一天，我共杀了4条蛇，那时我9岁。
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以日本的投降而告终，我的生活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日本的战败是件意料之中的事，但对我们的震动也不小。（连载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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