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得奖影片《城南旧事》的读者，可能会想到原书的作者我——林海音，现在傅光明先生要为我这套文集做一番选编整理工作，并且希望我把序文写得长一点儿。对于年长的作者想话古论今，自然不至无话可说。先谈谈我的身世。我是由中国内地移民台湾的第七代。父亲焕文先生生于书香之家，在汉学和民族意识熏陶下长大成人，却在师范学校接受日文教育，所以他是台湾日据时代的一位兼通中日文的知识分子。师范毕业后分到新埔公学校任教。台湾名作家吴浊流（以写抗日小说《亚细亚的孤儿》闻名）就是先父的学生。父亲本是广东蕉岭客家人，在台湾板桥娶了我的母亲黄爱珍女士。不久以后到日本经商，在大阪生下第一个孩子，取名“英子”，那就是我。
我5岁的时候，全家返回台湾，但是日人治下的“皇民”生活不好过，我家终于在先父的主张下移居北京。6年后，我的最小叔叔林炳文，果然因抗日被日人虐待死于大连监狱。父亲前往收尸后，回京不久，身心俱疲，肺病复发而逝。那时我13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跟着年轻的寡母，照顾4名弟、妹，在北京度着艰辛的岁月。
1934年我毕业于中国报业巨人成舍我先生创办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即进入成先生的《世界日报》工作。在报社结识当时任编辑的国立北京师大毕业的夏承楹君，我俩于1939年结婚。随后长子祖焯，长女祖美及二女祖丽、三女祖葳陆续在北京和台湾出生。外子承楹笔名何凡，是专栏作家的一把好手，他的作品对我后来进入文艺界不无影响。我看到了在那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生悲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悲剧。
我写作的两个重点：是谈女性与“两地”（北京和台湾）的生活。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
林焕文的女儿英子，一生下来，就预卜着不平凡的生涯，她的宿命和遭遇，正好承继了上一代人的坎坷命运，而且有了圆满的解决。她是台湾两大族裔“福佬”和“客家”的结晶。她生在日本，长大成人于北京，而把生命的光辉透射于故乡台湾。上一代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的哀愁，她尝过了；上一代人觅求较佳生活的意愿，为未完成的理想而奋斗，皆在她的身上得到美满的终结和收获。
英子幼年时模糊地知道，她的故乡在那遥远的阳光普照的台湾，但故乡不再是她心灵生活的寄托和憧憬；她茫茫地知道，她并非土生土长的北平人，且无法描画出故乡明确的轮廓。
1939年，我在北京和作家何凡结婚，直到1948年我才回到光复不久且一无所知的故乡台湾。那时我已经29岁，且有了3个孩子，是夏家的第6个儿媳妇。
我们的长子夏祖焯（笔名夏烈）是个工程师，但也写小说并且得奖。有人问我，有这样一个儿子薪传，感觉如何？走相同的道路，是不是很巧妙的安排？我想我和夏烈在创作的路线上完全不同，他自称得到父亲的遗传，但是很明显地并未受到影响，因为在文学创作上，打小我们从未鼓励他。夏烈是个纯男性作家，在写作素材上，大量地采用了战争、社会竞争、政治倾轧、民族意识等激烈题材，而我的作品则可说是纯女性化，以女性的悲剧为重要写作素材。
我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来到这世间，我看到了那个旧时代转成新时代的一幕幕的悲剧，尤其是中国女性的悲剧。
写到这里，窗外天色已渐泛白。为了写这篇序文，我翻看旧资料、剪报、照片、信件。前尘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许多人已作古，许多事已经有了新的景象，新的诠释。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又来临了。从12岁丧父那天开始，我童稚的心灵就隐隐约约觉察到人生无常，现实生活的残酷，我必须要在寡母和年幼弟妹中间，面对现实的人生、宿命的可怕力量。
从这些领悟人生的多端变化中，我逐渐孕育作家的气质，而与生俱来的生命力和想象力驱使我走上作家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