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可以非官方身份前往巴黎。但我那位沉溺于“爱”中的朋友仍在巴黎逗留。后来，中情局计划要我们两个交换位置：我到巴黎代替他的职位，而他回纽约代替我的职位。然而这样的事从没发生。
回首往事，我职业生涯的每一个转折点，尽管许多事开始都是失望，但最终都是福星高照。失去这次去巴黎的任务，尽管我伤心万分，但从许多方面看也是福。最重要的是我不得不在美国继续我的任务，这我会在下文中提到。从各方面考虑，巴黎不是我那个时候该去的地方。
最使我伤心的事发生了：我获悉母亲患了霍奇金病，而且已被误诊多时了。
现在，霍奇金病是非常易治的，但在1972年，却不容易，尤其已处于发展阶段。我飞回台北劝母亲来美国接受更先进的治疗，但是母亲一开始便拒绝到美国去。
母亲一生都是一个战士。在40岁时，她骑自行车去上夜校达4年之久，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在这个私立学校4年的学习中她3年获得奖学金。她也以此教示我在巴黎要努力学习，尽管我当时使她失望。
对去美国治病，母亲不太情愿，尽管她英文不错，她说她宁愿留在台湾与父亲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台湾是故乡，而美国不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她的思想。也许她想到了儿子们的一片好意，毕竟她有个儿子是医生，一个可以更好地照料她的内科医生。
母亲首先到了纽约。
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夜晚。我整晚工作，因我要向来访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讲述关于一个我十分了解的国家的情报摘要（那时，我偶尔要执行这样的任务）。我妻子去机场接我母亲，但在她可能会乘坐的飞机到达时却没有接到。
整个晚上，我们打了许多长途电话到东京、台北和任何可以想到的地方去查询。第二天早上终于知道了母亲的下落。原来，航空公司没有为母亲在东京机场办理转机，将她安排在东京的一家旅馆里，却又未能通知我们。
在我巴黎之行泡汤和我母亲的健康状况不明朗期间，我在纽约的事业却有了发展。
我不应该再拘于细节，但我开始做一些其他间谍不能做的事，并使“莫里邓恩”的事业也有了极大的起色。
是的，我将莫里邓恩加了引号，因为一直到我离开纽约后，在和其他人交谈并读到了我自己的档案文件之后，我才知道莫里邓恩将我的大部分成绩占为己有。他还虚构十分卑鄙的谎言来侮蔑和贬低我。
我竟然有这样一个可卑的、谎话连篇的上司！我虽曾怀疑过他的不轨和堕落，但我仍不能相信一个每周都要面对的人会做出这样背叛我的事。此外，他毕竟是中情局的官员。但这件事本身让人觉得意味深长。
在他按常规从纽约调到国外任职以后，总监察办“指控”莫里对其另一下属的成绩据为己有（他对我的犯罪没有被发觉）。他真不该对我这样已经有较高知名度的出色情报官行此下策。
犯罪分子经常使用同样的手段犯下同样的罪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他荣升至GS—14时，对其审判亦开始了。（三十四）
（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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