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22日，在美国一个叫作贝塞斯达的小城里，沙伦·杜切斯诺在助产士的监护下，在家里顺利产下一个漂亮的男孩，沙伦给他取名叫高文。小手、小脚、小指头、小指甲……该有的这个新生儿好像一样都不缺，只是他对周围的环境似乎毫无反应，助产士对高文的母亲说，他安静极了，几乎不哭叫。
事实是，这个男孩先天双耳失聪，数月后的检查也证实了这一点。对绝大多数父母来说，这是很痛苦的，然而这么不幸的残酷事实却让沙伦欣喜若狂。一个聋孩子！这正是她梦寐以求的理想宝宝。沙伦·杜切斯诺是何许人？她为什么会有如此让人不可理喻的想法？
沙伦·杜切斯诺今年30多岁，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不同于常人的是沙伦是个同性恋者和聋哑人，而且与她生活多年的坎苔丝·麦卡洛也是一个聋哑人。一直以来，沙伦与她的女伴想有自己的孩子，男孩、女孩都无所谓，但一定得是聋孩子，与她们一样。小高文让她们第二次实现了愿望。高文的姐姐杰海茵今年5岁，几乎没有听力。两个孩子的父亲是沙伦的一个好朋友，他的家族有五代耳聋史，正因如此，两个女子要求这个朋友提供精子。此前她们曾在一家对公众开放的精子库里寻找适合她们理想孩子的父亲，她们希望自己的后代是没有听力的，但在精子库里没有为聋哑人设置分类。
高文出生后，华盛顿邮报的女记者莉萨·芒迪偶然得知这件事，于是对这对同性恋者进行了数月的采访，详尽报道了她们的生活和对后代的期望。这个故事一经披露，在全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正常听力的许多读者在惊诧之余表示十分不解。怎么会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先天失聪？一个生命怎么能在毫无自主意愿的情况下被安排成终生残疾？
“这确实是一个十分罕见的案例。”德国海德堡大学人类基因研究所所长克劳斯·巴特拉姆教授认为，通常情况下，如果父母想进行早期干预，都是想方设法要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所以一旦发现有问题，他们可能就去堕胎，更有人为了得到完美无缺的孩子，会想到克隆人，或在试管里“调试”出理想的孩子。现代医学面临的问题是，在经过早期诊断后，什么样的残疾是可以承受而无需终止妊娠的，何时终止妊娠是符合人类伦理道德界线的？相形之下，父母早期干预的目的是为得到一个先天有缺陷的后代，确实匪夷所思。
但是在沙伦·杜切斯诺和坎苔丝·麦卡洛看来，她们希望要个聋孩子的愿望是极为正常的，她们并不认为没有听力是一种残疾或者说医学上的缺陷。对她们来说，没有听力是一种“文化认同”，她们都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们是属于“失去听力社会团体”中的一员，这个社会团体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语言。她们的活动中心在美国的盖劳戴大学，这是世界上惟一一所为失聪者设置的高等学府。
就在这个大学里，两个女子相识并逐渐成为这个特殊社会团体的成员。通过因特网，聋哑人可以毫无障碍地相互交流，他们的成员因此遍布全国。
不独在美国，在欧洲的一些国家，聋哑人都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社会边缘群体，而是社会的特殊团体，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肢体语言。这种文化认同是如此强烈，以至像沙伦和坎苔丝这样的聋哑人希望自己有聋哑的后代，分享他们的社会环境，将他们的文化传统继承下去。既然没有听力在他们看来根本不是残疾，他们的观点与有听力的人自然大相径庭。杰海茵和高文的母亲因此对社会对她们的指责毫不理解。她们觉得这场讨论根本就缺乏对聋哑人的基本认识，对他们的批评完全是无的放矢。
小高文其实并非完全丧失听力，他的右耳能听到75分贝以上的声音。如果进行早期强化训练，小高文可以恢复一些听力，但是他的母亲并不打算这么做。她们说，他以后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进入有声世界。她们的女儿杰海茵曾经试用了一个星期的助听器，但是杰海茵最后还是决定回到自己的寂静世界去。沙伦的听力甚至比她的孩子们更好一些。儿时她曾能听到45分贝以上的声音，她也接受了强化的听力训练，因此她现在还能开口说话。尽管如此，沙伦和坎苔丝坚持认为，没有听力并非是一种缺陷，她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生活的不便。
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对女同性恋者通过朋友帮助要实现她们当母亲的愿望，这无可厚非。希望找一个英俊聪敏的男人作孩子的父亲也是人之常情。但沙伦和坎苔丝对自己的寂静世界是如此满足，以至“设计生产”出聋孩子来分享她们的世界，这确实超越了常人所能承受的道德底线。
有人指责沙伦和坎苔丝过于自私。为满足自己的愿望强加给两个幼小的生命一生的残疾。如果说沙伦和她的女友认为没有听力是一种文化认同，那么试问有哪一个有听力的人愿意失去听力而争得这种认同的权利呢？对于这样的指责，沙伦和坎苔丝既不理解也无动于衷。沙伦和坎苔丝都曾经就读于普通的中学和大学，在那里她们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直到她们进入失去听力者社会团体，她们才体会到被理解和接纳的快乐。有一天她们的孩子高文和杰海茵会长大。他们会有和妈妈一样的想法吗？他们的生活会幸福吗？现在谁也无法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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