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他的情况，我将在以后提及。
即使作为一名非官方身份的间谍，我还是招募到了一名新成员。该成员在他的国家的位置非常敏感，以致于潜伏该国的间谍站起先表示反对，不相信我的这种努力会有什么效果。但我相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非常安全、机智地招募到一个又一个的目标。
与此同时，我通过社交关系，结识了许多美国的敌对国家的外交官和可能的情报人员，因为这些国家或为会员国，或作为观察员列席联大，他们的新闻记者也遍布联大。
我的掩护身份非常可靠。因为我在国际关系方面有专门的学术和新闻背景。我可以非常自如地和内行谈论国外一些外交官和记者所感兴趣的话题。一些国家的外交官甚至新闻记者要么是初来乍到，要么是不熟悉有关新闻主题，我必需跟他们解释并作分析。他们也情愿和我交往。
那时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可谈：越战和和平谈判、水门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新成员的出现、石油危机、国际恐怖分子等等。
美国公众对电视和出版物上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如醉如痴，外国外交官亦是如此，但他们对此却缺乏真正的了解。
然而，占据我头脑的仍是我母亲的健康。她在芝加哥接受治疗。病症预测并不乐观，我母亲亦很压抑。这或许是我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我酗酒，跟妻子频繁激烈地、无羞耻地争吵。我心中唯一的亮点是儿子彼得，他正开始学走路和说话。令人称奇是，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失误。更令人称奇的是，我妻子仍然和我在一起。
所招募的目标到底有多重要？来自总部的一个官员告诉我，局里愿意支付给那位重要目标人物比我的年薪还要多的钱（应该是免税，那将是我拿回家的钱的两倍），外加“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牧场，如果他愿意的话”。没有开玩笑吧，加利福尼亚的一个牧场？那好像在天堂有个加有游廊的平房。这对我也好，我可以经常去那儿拜访，并在那儿呆上一阵子。
这种待遇类似于克格勃提供给来自西方的变节分子如英国情报六处的金菲尔比和我们亲爱的中情局的里克爱姆斯的苏联乡下别墅。但我们所提供的可能更是真正意义上的享受。
不幸的是，传达给目标这个好消息不是我的任务。我只能告诉目标人选，中情局对他非常重视。
在我明确表示要退出后，朋友们几次问我一个情报员应有多少报酬。我通常答复说，应根据其贡献论功行赏，既不能过高，也不能低得可怜。
但不管你为谁工作，都不能指望间谍职业是座金矿。直到爱姆斯事件发生（1994年2月暴露），据报道他被支付270万美元现金，并允诺再加190万。最近几年，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一个间谍被支付过100万美元。臭名昭著的约翰沃克家族从克格勃那儿也只接受了100万美金。
间谍通常是不稳定的工作，也不是一门赚钱的职业。
如果一个间谍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对手工作，要是幸运的话，一年他可得到不到6位数的酬劳（这个数字来自过去我所知道的案例）。但这几乎要冒一切风险：他的名誉（尽管秘密地进行，但肯定他已经丧失它）、他的生活、他的家庭，甚至他的未来，如果他有幸活下去的话（正如克格勃的奥立格·克鲁金陈述，苏联人偶尔会干掉他自己的情报人员）。更可能的是，他要长期食不甘味、寝卧难安。
那些为敌方工作而被美国逮捕的人通常由美国政府提供吃住。然后他们自己再也不需要金钱了。他们的非法所得将被没收，且不得再与其家庭接触。那么，这值得吗？
至于我们这些为中情局工作的间谍，我只能如上所述，用一句话归纳：按劳取酬。
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我觉得最好是去抢银行，一个月一次，肯定比当间谍合算。至少抢银行更需周密策划且获利更丰。当然，如果利用你的时间和头脑努力学习并成为某一领域的佼佼者，你照样可能赚大钱而不必冒生命危险或者持枪行劫。（三十五）
（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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