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得闲时亲手制作陶艺
《弗拉基米尔·普京——通往权力之路》的一书于本月初问世。该书详细讲述了1975年6月至1999年12月期间的普京和其家庭的生活状况。读者可从中了解到普京此前的平民生活，普京是如何走上俄罗斯权力之巅的。
该书作者布罗茨基的愿望是：向广大读者展示普京夫妇作为普通公民的新视角，以此来证明普京夫妇来自人民大众。
8月30日出版的《共青团真理报》摘登了该书的有关章节。普京讲述了当年决心离开克格勃的原因——“离开克格勃，还是留下？当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异常痛苦的选择。对我来说，那个时期的确是一非常艰难的时期——这是第一个，同时又是严重的突变时期。从1975年我到克格勃工作，到我从德国回到列宁格勒，克格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功能已经停止运行了。
如果让我说实话，离开情报部门的想法是在早些时候产生的，而且与当时的政局无关，尽管当时局势已十分复杂。我离开克格勃却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当时，我任列宁格勒市主管对外经贸工作的副市长，市长是索布恰克。副市长的位置虽不关键，但很重要。因为经我手要解决触及许多商业集团和公司利益的问题。
长期在克格勃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不能为了某些集团或公司的利益去解决问题。我总是为了国家和市里的利益去处理事务。当然，我可能在某件事上做得不对，甚至会出错，但我的确是在秉公办事。为了不让索布恰克受到诬陷和诽谤，在列市苏维埃工作之初，我不得不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开始时，无人知晓我是克格勃军官，因为当时我的掩护单位和身份是列宁格勒大学校长的外事助理。一般来说，这也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索布恰克就是列大的教授。大家都会想，我是索布恰克从列大带出来的干部。
首先我清楚，秘密迟早会被曝光，一旦公开，有人就会借此攻击和诋毁索布恰克。其次是，当时已有人开始以此对我进行讹诈，正是因为在商界圈内有人泄露了我的真正身份。于是，就有人开始找上门来，要求我帮助某些公司解决问题。甚至还有人公开威胁我，说我如果不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他们就把我的真实身份说出去。这些人对我说，‘如果你做出有利于我们公司的决定，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不让这一消息泄露出去’。
简言之，已有人开始公开对我进行讹诈了。他们甚至还通过列市苏维埃的人民代表向我施压，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当时商界的影响已渗透到了市苏维埃的人民代表。在当时，这已司空见惯。因此，我并未感到恼火。我只是记住这些事实，并开始思虑对策，适时做出决定。
我认为，已经到了当机立断的时候了：或彻底离开列市苏维埃，远离讹诈，或者留在那里，开始新生活，即离开情报部门。我面临艰难抉择。
当时，克格勃的处境也有许多不确定性。我搞不清楚，克格勃到底能否继续存在？如存在，将处于什么地位？我开始倾向于离开情报部门。此时，我的动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平民生活的想法在我的心中成熟了，想在这方面再体验一下自己的人生价值。特别是1991年的‘8·19政变’事件发生以后——
当时，我既是安全局的现役军官，又是列市苏维埃的官员。那时的局势很可能会发展到武装冲突，我的处境将十分困难。可以设想，如安全局领导命令我要干什么时，作为一名军官，我必须执行命令。如不执行命令，就意味着我背叛了当年加入克格勃时的誓言。如果执行了命令，就会破坏我到列市苏维埃工作时承担的道德责任。当时我的出发点就是道德责任应该高于形式上的责任。最后这就成为了我决心离开克格勃的主要理由。
我的离职报告就是在政变第二天（1991年8月20日）写的。我为什么这样做？那是因为出现了现实的危险性，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有几个理由。我现在可以说了，主要的理由是，有人在当时的局势下可能会利用我来解决内部的政治问题，甚至有可能把我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我当时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这样做的！我是为祖国、人民和国家服务来的，来完成具体任务的，而绝不是被当成进行内部争斗的工具。
当时，我十分客观地考虑了一切。比如，一旦更换了列宁格勒安全局的领导。在那种情况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在当时的条件下，上级有可能命令我采取一些行动。而我认为，从道德的角度出发，我无权执行任何反对列市领导的命令，况且我也是市领导成员之一。
当我明白了必须在道德责任和形式责任之间做出抉择时，我迈出了先发制人的一步。第一，我做出了有利于道德责任的选择。第二，我先发制人的一步可以排除出现以上情况的可能。
应该对我的前任领导做出正确评价：现在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我的担心是徒劳的，所担心的情况并未发生。安全局领导的表现是非常正派的。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变化，我也未退出苏共。苏联共产党自己停止了存在，我成了无党派人士。
‘8·19政变’之初，我的感情十分复杂。非常复杂！第一，我不同意后来的事态发展，在我看来，那些后来成为了国家、地区和城市第一把手的人们的公开言论都是错误的，他们的纲领是错误的。
我曾研究过外交政策，不管怎样，我是在情报部门工作过的人。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单方面裁军不会给自己带来好的结果。我们同那些不久前的地缘政治的对手过密交往应有个尺度。而那些当时负责外交的人根本不知这个尺度是何物。这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我离开情报部门距退休的时间只差一年零几个月。我没有服役到法定退休年龄，当时没分到房子。我再重复一遍：‘8·19政变’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很难预测事件下一步会如何发展，在那些日子里，谁也不知道对抗的后果是什么。
而我有妻子和两个女儿。正因如此，我做出的是非常艰难的决定。我当时都想过：如果政变者成功了，如果我没有被关进监狱，我今后将如何养家糊口呢？
如果让我说实话，我当时的确想到了去开的士，就用我从德国买的那辆伏尔加轿车。因为我十分清楚，如果政变者胜利了，我将会失业：列大回不去，哪也去不了。我肯定会被开除公职，哪儿也不会要我上班，这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我惟一担心的是：孩子们今后怎么办？如何安排她们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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