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柏林期间，到中餐馆打工似乎是所有中国留学生或来访者的必修之课。那时洗盘子一个小时7马克，一个晚上可以挣四五十马克，而柏林飞回到北京的飞机票也才只有六七百马克。
在友人的帮助下，我很快来到一家江浙人开的中餐馆洗盘子。老板戴个眼镜，说起话来有些“娘娘腔”。他翻看着我的护照，唠叨着让我干这干那不能偷懒。打工第一天似乎生意不大好，没那么多盘子可洗，于是乎他站在厨房里指手划脚地让我擦桌子、扫地、擦洗灶台和不常用的餐具。我卖出浑身的力气拼命地干，他却像个刺儿头一样总是心理不平衡，叨唠着“我的钱不是白给的，没长眼睛再把灯头擦擦吗？真笨！踩着桌子不就够到了吗？怕什么？电不死人的。”其实干活多苦多累都无所谓，就是这个“娘娘腔”的叨唠让我心烦意乱，真想上去给他两脚才解气，大不了老子不干了。不过我还是忍了。
打工第一天从晚上5点到午夜12点整整7个小时，我根本没时间喝口水、去趟厕所，累得我腰酸腿疼连饭都懒得吃，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已被“娘娘腔”榨得一干二净。好不容易熬到下班了，领了“娘娘腔”心头肉一样的49马克，正欲离开时又送进来两个盘子。也许刚领完钱的缘故，我忘了累，有点儿像卓别林影片表现的那样，看见圆的就想洗。
谁知刚打开水龙头，“娘娘腔”又进来了：“算了，算了，两个盘子有啥子好洗的哟？”我心想，这小子唠叨一个晚上，也就这还像句人话，大概是看我太累了吧！忽然，“娘娘腔”又冒出一句：“喂喂，你也不动动脑子，就两个盘子也敢拿水冲？要浪费掉多少马克的水呀？动动脑子，算了，算了。”
第二天我真的不想再干了，受不了这份气，可一想忍个十天半个月的，就能把飞机票洗出来，还得强撑着爬起来干，反正“娘娘腔”再叨唠什么我也不往心里去，就只当有个家伙总在你面前放屁就是了。对这种精于算计，贪得无厌的小人不能太实在，我也别把自己累坏了，悠着点干，他不能总盯着我吧？不在时，喘口气，磨磨洋工。
话是那么说，到吃饭高峰时，那要洗的盘子摞起来比我还高一头，根本容不得我喘口气，要不停地按照那一套机械的洗盘程序擦洗。此时的人如同一架刚上油的机器，你就跟着一块转圈吧！
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你永远算计不过“娘娘腔”这种吸血鬼。到午夜11点半，他看没什么生意就让我提前下班，当然在付工资时他只给我45.5马克，扣除了那半小时3.5马克的工钱。离开餐馆，独自漫步在灯红酒绿的柏林街头，流光闪烁的霓虹灯象征着日耳曼民族取之不尽的财富，而我却不免在心中升起一阵酸楚。在海外飘泊的游子大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与感受，别问为什么，这是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谁有本事谁能熟练地驾驭人与人争夺财富的游戏规则，谁就是赢家。也许“娘娘腔”叨唠得对：“动动脑子”，否则的话，总也摆脱不了见到圆的就想洗的“受气包”命运。
同样是打工挣钱，如果到德国人开的酒店里做清洁工，那局面会有相当大的改观。我和另外一个留学生两人承包7个房间，从上午9点干到下午3点半，不到7个小时就可以挣到100马克，不但比“洗盘子”高出一倍以上的工钱，最主要没有了“娘娘腔”那种烦人的叨唠。
酒店的房间其实很干净，窗户、镜框、桌子、地面都是一带而过的浮尘，沙发上的旧报纸收一收。对了，一般进房间应先撩开枕头翻翻有没有欧洲人习惯放的十个八个马克的小费，这样一天的伙食费就不成问题了。
比较费力的是卫生间，除了一般的擦洗还要把水龙头喷上酸水，跪在地上拿干布擦个锃亮才能合格。“监工”的是位土耳其的女大学生，她笑呵呵的很好说话，一般手里拿个表格，逐条逐项地看看、摸摸、画个勾，就行了。如果她认为有不合格的就微笑着让你再重新做一遍。我有一次被她叫回来说是卫生间要重做。我二话没说，又里里外外擦洗了一遍，请她检查。她看了看又微笑着摇了摇头。
我有些奇怪哪不合格呢？就把那位留学生找来帮我检查一遍，也没看出毛病，于是留学生很客气地对那位土耳其女大学生说：“我们认真检查过了，希望您能具体指出卫生间的哪一个部位还不合格，我们保证会做得更完美。”
土耳其女大学生看看手中的表格后与我们来到卫生间，她弯腰从洁白的浴池中捡出一根头发举到我们眼前，我们三人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打工的，干什么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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