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上学后，母亲就定下了一张奖状兑一个鸡蛋的激励机制。
那时，山里农家的日子紧巴巴的。家里的鸡下了蛋，一天天一个个积累多了，卖给上门收鸡蛋的鸡蛋贩子，再用这点钱换回盐醋酱油肥皂火柴。所以，令人垂涎的鸡蛋，平常我们是难得吃到的。通常地，只有在过生日或者到亲戚家做客，才有机会品尝那又甜又嫩的蛋白，细细咀嚼那又粉又香的蛋黄。
我们兄妹仨都上学后，无形中就有了对比。到了期末，当我和妹妹高高兴兴地把“三好学生”“学习积极分子”的奖状捧回家时，已经上学却空手而归的弟弟就露出焦急的眼神。母亲实践了她的许诺，我和妹妹每人拿到了两个圆乎乎光溜溜的白煮鸡蛋。我们每人匀一个鸡蛋给弟弟，弟弟赌气不要，找他的小伙伴玩耍去了。妹妹悄悄地把鸡蛋塞进他的书包。
大概是二年级的上学期吧，弟弟兴冲冲地捧回一张“劳动积极分子”的奖状。父亲一视同仁地给大家贴奖状时，弟弟也不像以往避开了，而是理直气壮地跟我们站在一起，选择位置，指点歪正。我和妹妹的两个鸡蛋早已吃完了，弟弟还一手拿一个，向他的小伙伴四处炫耀。
同村的老师遇见我母亲时，直夸赞说：“哦，你家小儿可真勤快，上劳动课时，有什么脏活累活他抢着干。”
以后每个学期，弟弟都会捧回一张“劳动积极分子”的奖状，直到他初中毕业。
初中一毕业，弟弟就跟人到海南学装潢去了。
弟弟的伙伴写信回家，说师傅要求很严，又很抠门，有时连饭都吃不饱。母亲忙写信去问。不久，弟弟回信了，说：师傅要求严，是为我好，将来自己是要靠手艺吃饭的，当徒弟时吃点苦又不算什么；叫母亲尽管放心。
母亲读到这封信，是在晚上。“你弟弟真是长大了”，母亲说。灯下，我发现母亲的眼角有什么亮闪了一下。
那一年，弟弟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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