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漆黑的夜里，贺子珍不会想到，那几片深嵌在她身体里的弹片，将使她付出更惨痛的代价，从某种程度上说，她日后的种种不幸都缘于这几块罪恶的弹片。
她忍着不时复发的伤疼，走到了陕北。
嵌在头部和内脏里的弹片时时咬着她，使她烦躁起来，她倔强的性格里慢慢渗进了几分固执和怪僻，她不再满足于待在丈夫身边收收发发抄抄写写；她要独立工作；她不想再怀孕、生孩子……她开始和毛泽东频繁地吵架，感情出现了裂痕。
她坚持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日夜折磨着她的弹片从身上取出来。
延安没有条件和设备，她执意要去西安，再转道上海进行手术。毛泽东得知她要离开陕北，执意挽留，但贺子珍主意已定，于1937年底，把出生刚一岁的女儿娇娇托付给保育院，只身来到西安。恰在此时，上海沦陷，无法前往。毛泽东托人捎来口信，劝她返回延安。任性的贺子珍不从，径自从西安经兰州到新疆，打算由新疆飞往她所向往的苏联，一面治病，一面学习。毛泽东得知后，考虑到她刚怀孕不久，不便远行，又捎口信劝她回来，并电告驻新疆办事处，劝阻贺子珍，但都无效果。贺子珍在新疆住了几个月，终于搭上了一架去苏联的飞机，同已成为张闻天夫人的刘英（当时患肺炎）、在战争中失去一条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一起飞往那个诱人的红色国度。
当飞机在莫斯科机场徐徐降落的时候，贺子珍没有想到，她将为自己的任性和轻率付出代价。
贺子珍下了飞机的第一件事便是跑医院，希望把她身上的弹片取出来。但经医生检查后，发现埋在她头部、背部和肺里的弹片，已被骨头、肌肉和肺叶包住，长在一起了，无法取出来。她到苏联来的第一个愿望落空了。
到莫斯科不久，贺子珍经历了自己一生中的又一次分娩，生了个男孩。孩子刚满月，就送进了婴儿室，自己则进了东方大学政治班学习。
灾难开始在不知不觉中降临。
一场流行的肺炎夺去了出生不久的儿子的生命，也夺去了贺子珍的全部欢乐，她一连几天抱着没有了生命的儿子，亲着吻着，最后，用省吃俭用省下的钱买了个精致的小棺材，将儿子埋在了一个小公园里，墓前种上了一棵小白桦树。
恰在这时，江青进入了毛泽东的生活。
这对于远在异国他乡的贺子珍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她的情绪低落到极点，常用眼泪和劣质香烟打发那漫漫长夜。
为了安慰孤独中的贺子珍，毛泽东托人将四岁的娇娇送到了莫斯科。
不幸接踵而来。
苏德战争爆发，贺子珍带着幼小的女儿，被疏散到距离莫斯科几百公里外的小城伊万诺夫城。从此，贺子珍母女陷入了寒冷、饥饿和无穷无尽的屈辱。
娇娇在伊万诺夫城保育院也患上了可怕的肺炎，被凶狠的女院长送进了靠近太平间的一间小房子，等待死亡。晴天霹雳，把贺子珍击昏了。她醒来后，急忙赶到保育院，紧紧搂住了濒于死亡的女儿。
伟大的母爱将女儿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对于贺子珍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灾难还没有结束。
由于贺子珍对保育院失去了信任，坚持自己照顾女儿，与院领导发生了多次争吵，保育院长诬说她是疯子，把她剃光了头，送近了“疯人院”——此时，他们已经得知江青在毛泽东的生活中替代了贺子珍，斯大林的苏联懂得怎样对待一个在野党的失宠了的第一夫人。
直到1946年，王稼祥、朱仲丽夫妇到苏联治病，才把贺子珍从“疯人院”里接了出来。
老朋友见了面，贺子珍已经叫不出王稼祥的名字了。
他们问贺子珍今后的打算，贺子珍毫不犹豫地说她想回国。
王稼祥、朱仲丽商量认为，这牵扯到毛泽东的家庭生活问题，不敢擅自做主，便给毛泽东发了一封长电。毛泽东很快回了电，答复是：“同意回国”。
1947年，贺子珍带着未取出的弹片和已经麻木了的辛酸，从苏联乘火车回到了哈尔滨。
1937年到1947年，贺子珍在苏联整整呆了10年。
1959年，正在江西南昌的贺子珍在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陪同下，上了庐山。到宾馆时已经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她原以为是安排自己疗养，但一走进屋子，她一下惊呆了，站在自己面前的，正是她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两行眼泪在她的脸颊上无言地流着，流着……
摘自《新写长征图文档案》
李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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