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老胡的两眼已经湿润润的。“梁书记，听了你的这番话，老实说我感到很惭愧，而且我觉得感到这种惭愧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应该有相当多的人。不说了不说了，处理崔良娟的事，你给我安排任务吧，我请求参加。”
梁雨润欣慰地笑了。“行，你算一个。另外我想这件事可能比较复杂，解决起来难度大，所以纪委再派一名常委带队，会同法院同志一起去。你们下午就到上董村去，这事不能再让百姓等了，一天也不能等了！”
“是。”
工作组进驻崔良娟居住的上董村后，果然发现这件拖了32年的宅基地事件解决起来难度不小，根本的原因是与崔良娟宅基相连的三家邻居中的那位张某，当过几任村干部，现在又在镇上工作，所以崔良娟告了几十年，法院也判了三四次，但没有一次可以付诸实施。张某当着村干部的面不止一次扬言：领导批示法院裁决能顶啥用？就是皇帝下圣旨他也管不了我脚跟底下的事。
梁雨润派去的工作组找到张某谈话，张某百般狡辩，无理强占三分，依然一副天王老子也管不了他的架式。
张某也算是个“官”，太知现今官道上的奥妙了。你说一个省长县长管得了天塌地裂的事，管得了千万人的苦与乐大家都相信，至于能否管得了几户农家发生的宅基地纠纷？好，你管行啊，你法院判也行啊，中央发文件我都不怕哩！我早晨拎着裤子一泡尿撒他家墙根里，晚上睡觉前一泡屎拉在邻居的院中央，你是派警察还是让军队来天天看着我？哼，老子啥不怕，你省长部长，这个“批示”，那个“速办”，到我这儿呀，啥都得听我的！老子想咋办就咋办！看你们能怎么办！
工作组成员气得说找你们村长、镇长来跟你谈。
张某更得意地说：行啊。这儿的村长、镇长哪一个上台没有我的推荐？你们把他叫来，看谁听谁的。
工作组成员说，这次你别再想拖着不还崔良娟的宅基，否则我们就进驻你家一直到你退出为止。
张某一听哈哈大笑：那我巴不得呢，热烈欢迎你们进驻我的家来，我正愁着盖了那么多房子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出租呢！嘻嘻。
看着工作组成员气呼呼地像所有曾经来过的无数个工作组一样双手空空地返城时，张某的脸上堆满了得意的阴笑。
“呸！你告，再告100年也没用！”张某路过崔良娟家时，操起一根树枝，“唷唷唷”地将几头猪崽往崔良娟家的院子内赶着。熟门熟路的猪崽在主人的吆喝下，摆着尾巴，晃晃悠悠地遛进他人的院子。
“难道就真的没法让这样的无赖就范了？”梁雨润听完工作组的汇报，思忖着对付张某这种人的办法。
“那张某什么也不在乎，该占人家的地照样占着，而且可能会变本加厉。”工作组的同志说。
“法律也治不了？”梁雨润又问。
“嘿，法院已经先后判过三四次了，到他那儿等于一纸空文，啥都不顶。”
梁雨润点点头，说：“张某这个人可能还懂点法，所以他这么多年一直胆大妄为。不过他再聪明也还是差了一点知识。”
“啥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规定，凡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可以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仍然拒不执行者，可以采取拘留等强制手段……”梁雨润手里捧着的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通则》。
“太好了，这么说我们是可以通过法院手续，对张某进行强制拘留处理？！”
“立即行动！”
当日下午，法院和工作组的成员，持着拘留张某的手续，再次来到上董村。当着众村民的面，向张某宣读了法律“拘留文书”。
“你们不能抓我，我儿子还在北京当武警呢！我要让他回来告你们——！”这回张某急眼了。在临上警车时大吵大闹起来，但一副冰冷的铁铐已紧戴在他的手上……
在拘留所里，张某依然心存一丝希望：只要等儿子从北京回来，看你们放不放我出去。一出去，啥事就是我说了算。哼！
果真，在张某被拘留的第三天，身着武警服装的儿子从北京回来后，立即怒气冲冲地找到纪委，责问凭什么抓他父亲，并指责纪委这是“蓄意打击现役军人家属”，如果纪委不从速放人，他要上北京找某某人告梁雨润他们。
梁雨润得知后不动声色地让人将张某的儿子叫来，然后严肃地对他说：你身为现役军人，又是武警，应该更懂得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你父亲多年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擅自占据他人宅基不还，对这种严重违法行为，你无论作为他的儿子，还是作为一名现役军人，都有责任帮助他好好认错，并立即服从法院判决，而不是助纣为虐，是不是这样？
张某的儿子带着一腔怒气进的纪委，出门的时候已经心平气和了，他整整警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儿子！你总算回来啦！太好了，怎么样，他们得把我放出来吧？什么时候放呀？”在拘留所的张某一看儿子，欣喜若狂。
儿子说：“爸，是你不对，干吗一定要占崔婶婶家的宅基嘛！”
张某一听儿子这话，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头瘫在水泥地板上，逞了32年的威风荡然无存。“你这个傻儿子，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唉，我这几十年折腾啥嘛！”
在拘留所呆到第六天，张某终于痛哭流涕地要找梁雨润书记当面认错。
“不是向我，而是应该向为了从你这儿重新获得尊重的崔良娟一家认错赔罪。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应当比我更清楚，她崔良娟从当年一个小媳妇，一直上访成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我们是不是心里应该感到罪过啊！”梁雨润语重心长地对张某说。
“我理亏。我不是。我回去马上把建在她家宅基地上的三间房子拆了，退回多占的地。梁书记我向您保证：今后我假如再敢把脚朝崔良娟她家多伸出一寸，我愿受天打雷劈！”
“哎——这你就说错了。你们是邻居，应该友好相处，相互信任和帮助。只是不要再抢占属于人家的地盘和财物便是。”
在张某的带头下，其他多占崔良娟家宅基地的另两户邻居也随后向崔良娟家赔礼认错，归还了多占之地。就这样，这起让一家农家妇女走了32年上访路的民事纠纷，终于宣告处理完毕。那天，崔良娟一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还不无感慨地拉着我的手，走到那垛耗去了她32年精力的新墙前，热泪盈眶地说：“32年啦！兄弟啊，第一次出门上访时我比你还年轻不少哩！你看看我现在……”
我有些不忍地看看她那张布满刀痕般皱纹的脸和缕缕银丝飘动的头颅，心头不觉阵阵发痛。当老人听说我要写梁雨润书记的事迹时，她便拉我坐在炕头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
“你可一定要写好他。一定啊！”那天临别时的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当带我前往上董村采访的车子已经发动并走出几十米了，我从反光镜中突然见她朝我挥着手，我赶紧让司机停下，以为出了什么事。
崔大妈迈着颤巍巍的步子，奔跑着过来，伏在车窗前气喘吁吁地双手再一次拉住我的手，说：“梁书记是个好书记，你千万要写好他，啊！”
我默默地点点头，泪水噙在眼眶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但心里在向老人保证：我一定会的。
回城的路上，汽车飞驰在田野。我的思绪一直被崔良娟老人的话和她在过去30多年的风雨中喊屈叫冤的身影牵扯着，长思不解地想着一件事：如果有干部在32年前就能像梁雨润这样认认真真把事情解决了，那这个崔良娟将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如果今天夏县没有梁雨润书记的出现，那崔良娟这位农家妇女的命运又将是什么样呢？
汽车还在田野上飞驰，我的问题没有答案。
这使得我更想从梁雨润身上寻找更多的东西。
很巧，那天从崔良娟家回城的路上，遇见了另一位得到梁雨润帮助的农民。他叫李卫国，是个残疾人。因为残疾和家贫，天资很高的李卫国没能在高中毕业后继续上大学，他开始自学医书，并获得了一个行医执照，在自己家所在的小镇上行医。李卫国十分注重自己的行医道德，从来一丝不苟，可偏偏有一次出了问题。那是1998年年末的一天，他在给一位农民看病时，开了一副从县医药公司水头批发站买回的药。患者服用后，突然感觉不适，副作用极其严重。仔细一看，原来那药已经变质，药丸的外壳出现了裂缝，他便找到李卫国。受害者家属当时说的话很难听，李卫国感到无地自容。其实李卫国也是一肚子冤屈，因为他并不知从县医药公司进的货会出现质量问题。第二天他便拄着拐棍，先到县药检所化验，结果证明确实那药有质量问题，于是他便找到县医药公司索赔——既为经济损失更为名誉伤害。哪知人家并不把他当回事，爱理不理的。李卫国急了，坐在经理办公室不走。药材公司经理恼怒起来，从街头找来两个人，威胁李卫国说，你要再赖在这儿，老子再把你的两只胳膊也废了！双腿残疾的李卫国打小自尊心特强，哪受得了如此屈辱！
从此这位青年农民，拖着一双残疾的腿踏上了寻求伸张正义的上访之路。他到过县上，也到过运城市委，见的领导和干部不下三五十个，但都令李卫国无比伤心和失望。那些领导的门是很难进的，因为他们通常十分注意“形象”，所以一见有人拖着残腿一拐一跛地在自己的门口晃来晃去，就会显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好的听你三分钟话；腻的干脆搪塞说“有事”便让秘书一类的人“接待接待”。这一接待事情就常常变了味。好点的会说：“你把相关的材料留下，人先回去等消息。”恶劣的就不用多说，什么“制造不安定因素”，“闲着没事跑出来想榨油水”云云。开始李卫国还很当回事，对那些所谓的“好点的”，他几次感动得直流泪，甚至在人家已经赶他出了门后，他还傻里傻气地跑到街上买条烟什么的回头再给人家送去。而对那些不把他当回事的“恶劣行为”，李卫国也气得直落泪。可时间一长，见惯了，听惯了，也见怪不怪。然而不管是“好点的”还是恶劣的，最终结果都是一样：对他要求解决的事，总是石沉大海，有去无回。
有一次印象最为深刻。那是他到县委办公大楼里发生的事。李卫国打听到某某领导正在二楼的办公室，便想求得一见。可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像他这样的残疾人，想直接进领导办公室，结果总是被轰出去。所以这回他等候在一楼楼梯口边的那间厕所内——这里既不会被人轰出去，又便于一眼看到从楼上下来的人的模样。从早8点进厕所，一直等到中午时分，李卫国仍没有见到那位领导。熏人的臭味和肌饿的肚子，让他不得不再次闯一闯领导的办公室。当他拖着残腿一步步艰难地爬着楼梯时——因为水泥地滑，他的一双拐棍不能用，所以只能靠双手和膝盖骨的力量一步一挪往上爬行。你想县委办公大楼是个什么地方？人来人往，忽见楼梯上出现这么个残疾人上气不接下气地爬行，谁见了都会惊讶的。（未完待续）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