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邮电所、粮管所、派出所、房管所这类单位对外办公的窗口落座的小姐们，一定有不少好学者，乐意在工作不太紧迫时找机会长点知识。要不然，我就不会屡屡碰到她们一边审视我的名字，一边问：“黄什么璜？”答之以“yu”后，还有生赘的：“什么意思呀？”我便抄近说：“跟‘体育’的‘育’通。”
是的，父亲当初给我取这名，不过是因为我出生在那有点名气的小镇黄桥罢了。那多出的偏旁系学校老师所加，出于尊师，就沿用下来。父亲不无文人的“清高”，可给我们命名却随便得很，没什么雅呀俗的穷讲究。大姐名毓南，因为她在老家以南的一个县城出生；二姐名毓东，因为她出生于老家以东的另一座县城；如此而已。
在富于想象的年岁上，也曾揣度过：我们的名字，或许也流露了父亲“自我中心”的意识。所谓南、东、黄，只不过是他自己飘泊一生中寄居过的方位和处所。三姐毓同就更明白，“同”者跟父亲“同庚”，同属鼠，也就是“同于我”吧。惟有弟弟毓良，用了蜀汉时“马氏五常，白眉最良”的典故，其实亦可充为“自我中心”的例证，不就是说小弟是他老人家生下的五个好儿女中的最佳者吗？至于父亲自号“在中”，即使受了《诗经》上那句“宛在水中央”或者《易经》上那句“文在中也”的触发，那“自我中心”的意味也可谓“昭然或揭”了。他老人家有幸在文革前几年离开纷繁的人世，否则，单这大号就够受的。设若有位红卫兵司令一声断喝过来：“你‘在中’，中央往哪儿放？”岂不又多了位野心家。
那年月人们取名绝对避免有“在中”的意味，有之也赶紧改名，纷纷往“边卫”上靠过去，一时间倒多了些“朝”、“向”、“卫”、“忠”等等。时过境迁，又纷纷改了回来。我总觉得这大可不必，旁人更毋庸非议，要有点历史态度，且名号上保留一点“历史”文化未尝不好。我所熟悉其人或熟知其名的，至少有四位就叫“文革”，怎么样？还有位乒乓世界冠军在内，你去讲究人家名字岂不无聊！
“名”较之“实”实在无足轻重。孔夫子说了许多足以律千古的话，惟独那句“必也正名乎”显得差劲，差也差在“实”上，实际上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了。我们在特定时期给自己弄个名号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落进他的套套，这本来毋庸置疑的事也就显见得些个可悲。
这样说来，名号上有些“自我中心”的意味又未见得不可取，至少表明某种自重、自立、自强、自我执着乃至自我张扬的良好心态。人无自重，不知其可。历来并不鲜见的随大流、跟潮上、顺风转，大体也就是缺少那点自重的沉稳。当然，说到底仍不在名号怎样，名号上自贱，未必其人怎样不堪；名号上显见心志高远，也不代表其人就如何了得，归根结蒂，还得“循名质实”，还得靠“实副其名”的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