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郑彦英的新作《洗心鸟》很容易联想起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联想起加缪的《鼠疫》和威廉·戈尔丁的《蝇王》。
《洗心鸟》的故事并不复杂，国营大厂厂长林一静，双休日带领手下的原料科科长和同友、销售科科长方发民、女秘书于晴及司机陈大二出海钓鱼，某种不可解释的超自然力量在一瞬间将他们带到了人迹罕至的亚热带荒岛之上，在这个远离红尘的未知领域，他们遇到了种种生存的困难与障碍，经历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死攸关的奇特生活。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作者设计的虚幻而又荒诞的生活，但读者不难感觉到，小说所描写的充满了魔幻色彩的孤岛丛林生活，仅仅是当下社会生态或某种“现实”的突然“转移”，即人的生存处境改变了，但人心或人的精神状态却依然如故，而且在危机中变得更加透彻，甚至连以往的掩饰都难以做到。
《洗心鸟》是一部假定情境下的创作，只是带有了深刻的中国印记。我们看到，《洗心鸟》中的主脑人物自然是掌握着权力的林一静——这个天然的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表现，令人警省——他在遭遇困境的群体中，并没有因突然的危机而把自己降到与他人同等的地位，他依然智识超群，不露声色，以自己的镇定、学识及相当杰出的组织能力，带领大伙克服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但随着林一静的野心和欲望不断膨胀，由满足于组织者、领导者的角色，向神化的“至尊”地位攀越，他想出了一个加强“精神控制”的办法，造出了一个“至尊”和一整套的宗教仪式、神话，运用了装神弄鬼、以测人隐私为要挟等种种手段，实现了自我由人到神的转化，而一旦登上“至尊”的宝座，林一静本来肮脏的面目便一一暴露，他不仅竭力控制信徒们的思想和言行，掠夺他们的灵魂，而且要霸占女信徒的身体。
至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虽则身份与个性很不相同，但都是一些性格存有缺陷或人生轨迹不甚干净的人。于晴单纯而又有些浅薄；陈大二忠心不二；和同友狡诈且富有心机；凭仗父荫而当上科长的公子哥方发民自私、愚昧。他们都各有图谋，都需要奉林一静为核心。“至尊”要他们“洗心”，他们竟然真心诚意地进入了“洗心”状态，于是便回忆，便忏悔，便反省自己的私欲、错失和罪过，尊奉“至尊”的旨意，净化自己的灵魂，并乞求“至尊”的谅解，称得上是在灵魂深处爆发了一场革命——既不是真正的宗教，也不是真正的邪教，而是一个临场运用的让人听从使唤的骗局。
无疑，郑彦英真正想表现的并不是自然的危机，而是社会的危机。作品以一个虚拟的艺术平台和超现实的情节氛围，表现了现实生活中一个相当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选择什么信仰和应该信仰什么样的权威，社会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形态生存与发展下去。
郑彦英的这部寓言小说当然没有、也不可能给出现成的答案，但它隐含的问题却是显而易见的。
无为的文学虽然轻松，但社会更需要有为的文学，有为的文学，可以锤炼人们的感情，也能提升人们的理性。《洗心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是健康的，也是理性的。在读郑彦英的“自序”时，对于其中讲述的亲情、家庭的道德自律和对美好的人间关系的追求，很令人感动。这也许正是他写这部作品的动力和追求：随时随地，我们都要照看好自己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许可以把《洗心鸟》看作是一部盛世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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