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老病死，是人的自然规律。既然人类无法抵抗自然的规律，只好依靠自身的智慧去利用。医院正是调整人体病变机体的场所，医生俨然是这个场所的主人。生病就得住院，住院还得靠医生的治疗。其实患者们也知道，医生收红包成风都是患者们惯的。但是，面对亲人、面对手术的风险、面对种种传闻，他们又不得不从原本羞涩的兜中不时拿出一个个红包，极其不情愿但又十分忠心地把红包们塞到医生们的手中。
看病花钱，天经地义，但包个红包，装上几百块钱送给医生，这又算什么？采访中，一位教师患者愤愤地诘问记者。
“谁都不傻，谁愿意把钱往窟窿里扔，可是，不这样（送红包），我儿子的眼还要吗？”在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的门口，记者遇到了一位外地带子到北京看病的王姓男子，他抱怨地说“连挂号都有人从中作梗（指倒卖挂号单，记者注），我能不送个红包吗？”记者看到在他的身旁站着他十多岁的患白内障眼病的儿子。
一位患者曾对记者说，患病了到医院你就是孙子，甭管你自己怎样，医生都是大爷。曾有一位医院退休的老医生做手术，主刀的医师是他的学生。但老医生知道这位学生好“那一点”，没办法，也只好照规矩办事，可又碍于老脸，面子拉不下，最后，就想方设法，托人给他的学生送去了红包。事后，这位老医生感慨万千。
到医院去看病的患者本身就惶恐不安，当遭遇“红包”时，不少人终究无法拗过，正如前面那位王姓男子所说的，谁都不傻，谁愿意把钱往窟窿里扔呢？比较一下医生收受红包的“非常理由”，患者那种患得患失的想法也不少。
所谓“生命诚可贵”。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去开玩笑。患者的担忧终因他们是天平那端不足份量的砝码而随了“潮流”。“只当是被狗咬了一口呗”。一位“语出惊人”的患者暗自向记者倾诉，说这句话时，他的脸上明显流露出了几分的无奈、酸楚和可怜。
采访中得知这类“暗示”索要红包的现象并不罕见。前年的10月，记者就在北京经历了一次。那天，记者的一位朋友因踢球左臂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当时我们立即将他送到附近郊区的某医院，医生以“手术太大，这里无法治疗，必须转院”为由，仅打了一下夹板，便将我们拒之门外。随后，我们立即打车到位于北京市区的某医院，挂完号已是下午六点多钟了，医生一会说手术太忙，一会说快要下班了，还找借口要研究研究。无奈之下，这位朋友的家人塞了一个500元的红包给那位医生，手术才得以顺利进行。后来，另一位医生告诉他，若手术再晚一小时，他的左手将残废无疑。
在医院看病，病人最担心医生不仔细，草草处之。好不容易排上个专家门诊，结果三五分钟给打发了。听说南方有些地方更是规定了医生处理每个病人的时间，这些无疑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一位在门诊就诊的患者说，过去报纸电台不是报道过诸如手术纱布、剪刀什么遗在患者身体里多少年的事情吗？万一医生心情不佳，也给他来个类似的事故，可不倒了大霉。搭上一两个红包，医生肯定会特殊照顾一下，来医院就得花钱，生命重要啊，也就不在乎那点“意思”了。
“光在医院里找了关系还不行，关系大夫那里得打点打点，彼此都是熟人，托人帮忙，给点辛苦费吧。再说啦，没准下次找着帮别的什么忙呢？必要的联络还是要有的。”一位医院有关系的患者“深情”地说。她有亲戚在医院的财务处，但手术时还是送出了几个红包。
一位患者说，不打点打点，有些医生的态度就极其恶劣。随便应付一下，敷衍了事还不算，万一惹怒了医生，他给你开一大串高价药，让你不用住院的住院治疗，住三五天就行的住上十天半个月，那吃亏的还不是病人吗。现在医院医生都有药品的回扣，据说，有些药作用并不明显，但价格却高得惊人。有些地方医院还存在门诊承包的情况，医生收红包和开高价药，同样是增加收入，咱们何苦啊。
另一位从妇产科出来的孕妇说，过去在学术上，有人认为“剖腹产婴儿聪明”，所以一段时间剖腹产的风气盛行。一方面是孕妇自己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个别医院追求经济收入。但专家认为，孕妇是否进行剖腹产由孕妇临产时的指征决定，不存在“剖腹产婴儿聪明”的事情。可是，孕妇临产的指征由谁来判断？医生最有发言权。临产时若遇上个医德不好的医生，不送红包，他完全可以大手一挥，剖腹产吧。就这样，医疗费又得直线上升。
手术前后的确有不少患者出于感激之情送红包给医务人员的。北京某医院曾收治过一位肝癌患者，该患者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总，财产过亿，他在手术前大摆了三桌酒席，宴请了所有与他手术相关的医务人员和其他不太相关的医生。席间，他当众向主刀医师表示，只要能治好他的病，他就送给一部轿车。可惜，手术最终未能成功。
纵观医患双方的关系，患者总是处在一种相对被动的地位。有句话是说“被动就会挨打”。挨打是不会轮到患者，可是，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挨“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