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到底谁说了算

6月3日，北京首例“性骚扰案”经过两次延期，终于开庭审理。据本报记者了解，应被告人要求，本案不公开审理。但是在法庭外，雷蔓接受了记者采访，被告代理律师则称雷蔓提交的材料几乎99％是不真实的。

6月5日，被告焦某的代理律师向海淀法院提请诉讼，以名誉权遭受侵害为由要求法院判决雷蔓赔偿人民币5000元，并正式立案。律师赵永煊称已经收集了不少证据，都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等电视媒体雷蔓接受采访时的说法。

6月6日中午，雷蔓在自己的家里约见记者，把自己的“秘密武器”全部亮在了记者面前，50多份证据摆满一屋子，包括文字材料和电话录音材料；焦某也同日在北京某媒体上刊登了《我的独白》，作为反击。

事情发展至此，其实每一个了解此事的人都在等待法院的判决，而原告被告的所作所为也让人们反思，这就是未来民事案件的摹本吗，是不是我们都应该这样来借媒体申冤呢？

家住在朝阳区的张女士说，我看了报道，一方面佩服这个女士的勇气，一方面也觉得她这样做有炒作之嫌，她这样做置对方的妻子儿女于何地，让他们怎么生活呢？也有人说，性骚扰现在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认定，即使罪名成立，也不是死罪，可是雷蔓这样做，不给被告任何机会改正。还有的读者说，去年“陕西枪下留人”的案件经过媒体报道很轰动。现在这个案子没有审理，双方都找记者、找媒体，难道说“记者比法官有用”吗？是不是我们上法庭前，除了律师还应该带记者呢？

“雷蔓这样做，对自己非常不利”，一位关注此案的姓金的法官对记者说。“尽管雷蔓公开自己的证据这种行为不违法，但是任何证据在没有经过法院质证前，都无法得到确认。她这样很容易侵害到对方的权益，所以对方也对她提起了反诉。”这个法官同时也指出，类似“性骚扰”的案件即使在美国也很难打，最主要的就是证据的认定。

另有法律界人士表示，在国外一些法律规定，在案件没有审结之前，不允许报道。英国曾有判例，1994年有一起姐妹谋杀案已被判了终身监禁，而上诉法院却认为，由于在审判过程中新闻媒体进行了夸大其词的宣传，姐妹俩被剥夺了接受公正审判的机会，判决罪名不能成立。

一位姓李的法官表示，在我国，一些案件比较引人注目，法官在判决时会感到一些压力。因为老百姓会想，他不是坏人吗？法官为什么这么判呢？所以，作为法官特别希望，媒体要公正、客观地叙述，特别是不要让当事人的陈述给老百姓以这就是事实的印象。目前有些媒体在报道时已经使用“被骚扰人雷蔓”这样的词句，很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

在公安局预审处工作的张某说，其实预审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欢迎媒体的。虽然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以后，其案件情节在媒体上披露，有利于民警查找其他受害人，但是同样因为媒体的曝光，很可能给其他受害人先入为主的印象，他们的证词可能受到媒体报道的引导，而不是自己真实的回忆，这样预审员就得不到真实的证词。

海淀区的章刑警告诉记者，往往因为媒体不谨慎的报道，使知情人的身份暴露而打草惊蛇，使犯罪嫌疑人有了心理准备，影响了案件的侦破速度。更有媒体追求引人瞩目效果，曝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侦破手段等，给公安侦查工作带来困难。

电视台多年摄制法制节目的记者张旭说，他们曾经报道一个家庭暴力的案件，妻子杀害了丈夫，因为用词不谨慎，使被害人的家属非常不满。蒋艳萍案曾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法庭正式判决之前半年，新闻媒体就已经把蒋艳萍定性为“巨贪”，但检察院后来指控蒋艳萍贪污额是73万元，根本够不上“巨贪”。湖北天门原市委书记张二江案在审判时，媒体也使用了大量的文学语言。

去年，香港“谢霆锋顶包案”审结以后，法律界、教育界及警务人员均批评法院判刑过轻，纷纷感叹“公理何存”。公众为什么一致认为240小时社会服务的判罚过轻呢？因为判罚之前，媒体已经大量引用律师的分析，认为谢霆锋最重可判到3年以上徒刑，这就对于公众产生了一种影响。其实，任何人在法院判决有罪前都视为无罪，这是体现法制精神的“无罪推定”原则，也是国际通行的法制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