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8月的一个夜晚。即将返回祖国的瑞典留学生韩鹏图（中文名）在酒吧庆祝他留学北京的最后一天。
从酒吧出来，韩鹏图叫了一辆出租车返回住宿地，不幸就此发生。行驶中的出租车不幸发生车祸，韩鹏图当场昏迷，被送往解放军304医院。
304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刘爱军当夜值班，“韩鹏图被送来时已经人事不知，伤情相当严重。”
304医院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救治，并把整个过程用照片记录下来，从入院到手术期间，仅CT就做了3次，而CT没有发现的问题在手术台上又不断被发现并又有变化，情况相当危急。韩鹏图的生命已经细若游丝。
伤情太重了，手术后，韩鹏图还是出现深度昏迷、瞳孔散大、脑电图显示没有电活动达24小时等。按照国际标准，韩鹏图已经进入脑死亡状态。
瑞典驻华使馆将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韩鹏图的父母，在韩鹏图入院的第三天，他们从瑞典赶到北京。
“那是一对非常慈祥、非常有教养的夫妇。”304医院神经外科主任李安民如此描述。
“他们问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儿子是不是已经脑死亡？”
“是。”
“他还能活多久？”
“3天左右。”
面对惟一爱子的不幸，这对瑞典夫妇表现得十分克制和平静。他们去了病房，见到了儿子。父亲面露悲伤，而母亲把手放在儿子的手上默默地祈祷。为此李主任非常感慨。
“其实，在神经外科的病房，危重病人的家属经常在病区哭得声嘶力竭，有的家属就在走廊的地上打滚儿哭，对其他病人和家属非常有影响，但这对瑞典夫妇始终没有哭出声来。”
“每次进入重症监护病房，他们还要问：是不是只有我们才可以进来？”刘爱军说，“我只好解释说，特别严重的病人，我们也允许家属进来。”
在看过儿子的第二天，瑞典夫妇便提出，将韩鹏图的器官捐献出来。
李主任记得瑞典夫妇只说了三句话：
“我们要求捐献韩鹏图的器官。”
“我们相信这也是韩鹏图的愿望，他若有知，也会同意的。”
“我们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韩鹏图年仅26岁。26岁，是一个人器官发育最好的时候。本来像脑死亡状态，一般也就维持3天，但韩鹏图竟然又“活”了10天。
韩鹏图捐献的器官价值几何？李主任为记者算了算：双侧角膜，可以让2个人重见光明；全身皮肤，可以救助1——3个人；双肾可以救2个人（人的肾脏残留30％仍可维持正常生活），还有肝、小肠、肺、心脏各能供给一个人，算起来，韩鹏图的器官可以替换8——10个器官，可以让8——10个人重见生机。
李主任说到此，眼圈红了。在一旁的刘爱军说：“主任当时就说，应该成全他们。”
于是，304医院神经外科专门让3个医生连续3天守在电话旁与有关部门联系。刘爱军是其中的医生之一，他数了数联系的地方：国家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以及多家医院等等。“我们只有一个愿望：把好事做成。”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好事”却怎么也做不成。
“与医院联系，医院一听都说需要，可就是谁都不敢来取。因为国家没有器官捐献法，医院害怕承担责任。所以不少医院说，你们办好相关手续我们再去取。”
“但什么手续？到哪里去办？我们也特别糊涂。于是给卫生部门打电话，他们也说不清楚。一位在主管卫生部门工作的人士在电话里说，我们这里也没有器官捐献中心，也没有相关规定，不知道该怎么给你们办，要不就得打个报告让上面批——”
“但是哪里等得了层层审批呢？也有医科大学说，捐献遗体可以接受，但遗体只是做教学用的，与器官捐献的价值不能相比。”
“没办法，我们只好向韩鹏图的父母如此解释：器官捐献是可以的，但需要寻找相应的受体，这需要一个过程。”
就这样，韩鹏图的遗体在北京火化。
韩鹏图的父母本希望他们儿子的生命能够在别人的身上得以延续，而在中国又有无数的病人望眼欲穿地等待供体拯救他们，然而仅仅因为没有器官捐献的法规，他们只能这样错过了。
“作为医生，我感到非常、非常地遗憾。”李主任说。
据专家统计，我国目前有150万尿毒症患者，每年却仅能做5000例左右肾脏移植手术；在要求安乐死的患者中，最多的就是肾衰竭和肝癌患者，因为他们最痛苦。肾衰竭患者每天都需要血透，一天要400元，一年就是10多万元，而换肾手术只需要8万元左右，但是缺少肾源，等待肾源的患者在排着长队。我国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在等待骨髓移植，而全国骨髓库的资料才3万份，人体器官移植的技术瓶颈不少已取得突破，如何鼓励人体器官捐赠，保证人体器官供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中国的器官捐献法规确实应该加速出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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