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顾名思义即是在患者体内置入一只健康的肾脏。肾移植是彻底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终末期——尿毒症的唯一方法。
在肾移植方面，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市自治区能够实施相关手术，全国移植数量累计近3.5万例。去年我国肾脏移植5500多例，居亚洲之首，但仍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仅每年新增的尿毒症患者即达12万人。可见，肾衰竭已经成为威胁人们生命安全的重要疾病。日前，就患者们及其亲属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朝阳医院肾移植专家、科室副主任王勇大夫。
王勇大夫介绍：肾移植和终身透析是尿毒症的两种治疗方法。两者比较起来，肾移植在各个方面都要更加优越一些。
终身透析有着这样几个弱点：第一，每周必须做1—3次，相当耗费时间和精力。第二，透析只能部分替代肾脏功能，主要是排出体内产生的代谢废物（尿素氮、肌酐等）和多余的水分，不能像肾脏一样具有内分泌功能，产生人体重要的激素，并使某些激素灭活。所以在做透析的过程中，极容易引发并发症。第三，在费用上，总体来看，透析也比肾移植更为昂贵一些。
而肾移植可以让病人免除透析的痛苦，在手术成功之后一段时间就可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可以正常地工作，正常地饮食，适度地进行性生活，甚至生儿育女。极大地提高了生活的质量。
因此，可以说，肾移植是当前治疗肾衰竭的首选方案。
但是如果病人同时患上了一些其他疾病的话，是不适合做肾移植手术。比如，一些肿瘤性疾病，一些传染性疾病，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只能采用透析来延续生命了。
不要以为这个标题是耸人听闻的，据王大夫介绍，这是当前肾移植领域正在积极攻关的难题。
异体移植是科学界一直在努力的方向。由于猪的肾脏与人具有最大的相似性，所以科学家选择用猪的肾脏来代替人受损的肾脏，如果这个实验成功的话，这将是肾病患者的福音，尤其是在中国这样肾源严重缺乏的国家。
王大夫认为，这个项目在最近两年就会有突破性的进展。
王大夫介绍，在肾移植手术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待用肾脏的配型是否合适。这关系到手术之后是否出现强烈的排异反应。因此，将医院接受到的肾脏用于哪一个病人身上，完全取决于肾脏的配型是否相符，而不是来得早还是来得晚。
根据1993年肾移植协会所颁布的配型标准，配型是否相符，主要取决于几个因素：
第一，血型——A、B、AB、或O型，接受者与供者的血型必须相和，这与输血的原则一致。
第二，HLA抗原——由遗传决定。HLA类型与供者应当相符合。
第三，抗体——由于以前的移植，输血或妊娠使体内已存在抗异体细胞的抗原。
只有这几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才能进行肾移植手术，而且才能保证手术的效果和病人的存活时间。
王大夫认为，在器官移植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的情况下，近亲属献肾以挽救病人生命是切实可行的，它具有尸体移植所不具有的特点。
首先，组织配型适合程度高。人类组织相容性抗原的不同是导致排斥反应的免疫学基础，组织配型的适合程度明显影响移植肾的长期存活。选择组织配型好的亲属供肾，能降低术后排斥发生率。
其次，供肾质量好。供肾质量直接影响移植效果，活体亲属供肾术前要对患者进行全面体检，了解供肾动脉、静脉、肾盂及输尿管的健康情况，保证所取供肾的完整性。
再次，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活体亲属供肾可按接受者的身体情况安排手术时间，不需长期等待而丧失移植时机，术前有充足的时间完成血型检测，以及一些免疫学检查，可防止超急性排斥反应发生。
献出一个肾脏是否影响供者的身体健康呢？王勇大夫说人有两个肾脏，平时两肾各有25％在工作，75％在休息。其实一个健康的肾脏完全可以担负起全部的生理上的需要，在献肾后只要科学地调养，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据专家介绍，世界上存活最长的一例亲属肾移植已存活了40年，这是无血缘关系的尸体供肾难以达到的。但当前在我国的肾移植中只有2％是采用活体亲属移植的，远远低于国外的30％。王大夫认为，这一方面是我国人民的观念还没有跟上，同时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也没有出台，这使得我国的肾移植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中国透析与移植研究会会长唐孝达教授曾说过，全国约100万—150万人需要通过器官移植治病，但每年仅能实施手术1.3万例。朝阳医院的王勇大夫也介绍说，朝阳医院每年等待做肾移植的病人只有二十分之一可以幸运得到配型合适的肾。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只是在痛苦的透析中等待着，而这时，最合适的手术时机可能已经无情地溜走了。
在北京的各大医院当中，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卖肾的小广告。王勇大夫告诉记者，这些广告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国家是明令禁止器官买卖的。在我国目前基本不存在器官买卖现象。因为现在中国可以进行肾移植的都是国有大医院，这些医院的肾源都是有严格的控制的。据王大夫介绍，在朝阳医院，一个病人亲属如果要给自己的亲人献肾，在手术之前，都必须出具当地公安部门的相应的证明，证明他们的亲属关系。所以，即使你手里捏着大把的钞票，也不一定能迅速换来一颗合适的肾脏。
肾源的缺乏已经成为目前肾病患者面临的最大危险。而这个情况的改变是跟人们的观念的改变和国家器官捐献的法规化的进程休戚相关的，而这两者的改变又是缓慢和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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