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听到消息：一位同事要去《京报》，就是曾经的《生活时报》。
永安路上有座楼。一瞬间，那座楼被抛到眼前，楼前的树，和那楼里的人。如同海底沉睡的船，载了些琐琐碎碎的古瓷，激流冲过来，黯淡的瓷器瞬间闪亮。
然后接到郑直电话。她问，你愿不愿写点什么，为《生活时报》最后一期。我先是笑：我只往前看，不往后看。然后说：好。
《生活时报》是我新闻道路的第一站，郑直曾是我亲爱的领导。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对这张报纸和在这里认识的人们说：谢谢当初对我的鼓励。真的，虽然在报社我总是面无表情来去匆匆。可是，我记得大家对我的好。
■记忆之一：考试时有人站在身后
1997年初夏的一天，在办公室翻报纸，那时我的身份是建筑师。有条启事：《生活时报》招聘编辑记者30名。诱惑来了：自由。这将是一份自由自在的工作。我跑去报名。
好几轮考试，怎么那么多考试啊。其中有一场模拟新闻发布会的面试，然后是笔试。我记得有一条填空题：撼山易，下一句是？我填了“撼岳家军难”。
奋笔疾书的时候，有人站到了身后。一个高大挺拔的年轻人——我一边写字一边留意他的动向，他看我答题，似乎暂时不打算走。一定是我刚才面试表现不错他才会注意我，我这样想着，扭头对他说：您别站这儿好吗？您站这儿我紧张。
后来我知道他是副总编陈品高，无求品自高。后来我也知道在考试阶段我是报社的几个重点关注对象之一。
对于一个新人，关注就是鼓励。新人总是很敏感。
■记忆之二：郑直编发了我的第一篇文章
考试时的那点信心很快就濒临崩溃。我被分到新闻部跑房地局，那个局用他们的傲慢折磨我。一天，两天，十几天，我一个字没写出来。太痛苦了。每天早上，我都盯着天花板自问：to be or not to be？
改版后第一天出报，所有人都在忙，我也勉强出了门。主任郑直派给我一个炒卖人民币的选题。我已经丧失了独自采访的勇气，拉了个身强力壮的朋友陪着，暗自发誓：试最后一次。在空气肮脏人流拥挤的邮币卡市场大厅逡巡了两个小时，出门望天，暴雨倾盆。污水从车轮下飞溅而起，毫不客气地甩过来。真冷。
第二天硬着头皮又去报社，心虚地交稿。不知挨了多久，看到郑直的身影，和她身边的社长傅威海，嘈杂中辨出了郑直的声音。她跟社长商量：放头条？
人的一生也不过是几个关节点吧。我永远记得那个关节点上郑直的声音：放头条？
■记忆之三：出人意料的总编辑
有一段时间我发疯了，因为信奉“好记者就是要拿到别人拿不到的东西”。
1998年春天，接到消息，有个关于国家大剧院的讨论会，某杂志组织的，准备做它创刊号独家主打文章，不欢迎其他记者。还是去吧，我想。一早到了现场，把门的问“你是谁”，我说，啊，某教授的研究生。还要签到？容易，签了三个字：王小星。进门后悄悄问别人：谁是某教授？来了吗？旁边人指点：那！走过去对教授实话实说，教授海量，点头微笑。此时，主持人正在介绍教授，然后介绍正跟教授讲话的研究生“王小星”。一切天衣无缝。
讨论会结束，我犹豫了。挣扎一番后向主持人自首并天真地建议：不如咱们同时发表吧。嗨呀，那张恼火的脸，她一把抓住我，然后采访本就不在我自己手里了。
告状电话速度比我快。中午一回报社，同事就指点：你干什么了？总编找你。
一五一十交代完毕，等着严厉批评。然后，徐华西，总编，是真的吗？我听到耳边传来他的大笑。
笑声中他说：怎么着咱们也得打个平手，不能让她把采访本拿去啊！
令我释然。
■记忆之四：社长说，全文发
1998年秋天，做了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报道：《私房土地使用权该不该补偿？》
北京一位老太太状告房地局，要求拆迁中对私房土地使用权给予补偿。此前北京拆迁只对土地上的砖瓦木料进行补偿，却不补偿土地使用权，这对私房主极不公平，这意味着，在房地产市场上能卖个上百万元的房子，如果遭遇拆迁，可能只得寥寥几万元。这个涉及巨大利益分割的问题，当时并未得到关注。
稿子在郑直和王宇“挑剔”下写出来，是一万字的长篇。交稿那天傍晚，在办公室坐等，社长傅威海要亲自看稿。过了多久？他出现在大平面的门口，手里一沓纸——那时我还是辛辛苦苦手写稿子啊——他走来，把那沓纸往郑直桌上轻轻一放，声音很平静：全文发。
在《生活时报》满打满算不过一年半，之后工作就不停变换。有时听同事诉说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我就会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我总是理直气壮讨价还价？再想当初的故事，我明白自己的幸运。刚刚接触新闻时，我得到了毫不吝惜的肯定与赞赏。这，就是高钙营养。
有两种人，一种，真的自恋，别人的赞赏对他们不过是锦上添花。还有一种人，需要外界的认可，听不到美丽言辞就会营养不良。我属于后者，所以总是提醒朋友：鼓励我吧，我不需要打击，我自己打击自己就够了。
现在我所在的报社经常有学生来实习。前些日子一个女孩实习结束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感谢我姐姐一般鼓励她，她说这对她很重要。
我说：应该如此，因为我也曾经这样得到过。
